米市巷，顾名思义，它是一条买米卖米的巷子。民以食为天，这样一个名称的巷子，我们可以想见它在旧时的繁华，和它在杭州的重要地位。
但这个概念是模糊的，如果像任轩一样去深入追寻它的似水流年时，我们也许会惊讶：它原来具有那么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原来承载着那么多的历史。
今天的米市巷只是杭州城市中心的一个片区名，它开始叫米市巷的时候还在杭州城外。所谓的沧海桑田，在这种变迁中可以看出，但人心，和一些蕴蓄于地域文化中的精神却不会改变，或者说，这些精神会一代代传承下来：比如善，比如对文化的执着……
这就像是流淌着的运河之水，成为运河两岸生活着的人的秘密基因。我们现在站在叫做米市巷的这片街区，对以前的米市巷，或许有些陌生之感，但又似曾相识，因为我们依然固守着深入在这座城市灵魂中的美。
街头巷尾②米市巷的似水流年
南宋杭州城外的一条巷，因米业集聚而被称为米市巷。如今已经成为片区名。又因其距离城门近，深受运河与西湖之水润泽，故较早就成为商贸发达和文化丰蔚之地。
明代取土时挖出的“泛海之舟”
明代正德年间（-），杭州老百姓在取土时，挖出了一艘“泛海之舟”。
海船出土之地，为泛洋湖畔。
泛洋湖是一个大水泊，范围大致为今密渡桥西至艮山门一带，既是运河的水源，也是杭州城北的护城河。
此地很早就有水道的记载，曾出现在《南齐书·孔稚圭传》：“（孔灵产）过钱塘北郭，辄于舟中遥拜杜子恭墓。”孔灵产，即孔稚圭的父亲。杜子恭，杭州人，东晋名士，也是影响力很大的奉行五斗米道的道士，史载“东土豪家及都下贵望，并事之为弟子”。
海船的出土，既印证了环城北路一带旧时与海相通的说法，也表明了此地是源远流长的内外贸码头。南宋北关门瓦、北郭瓦子、米市桥瓦，元代北关夜市，亦皆是在这一带。
此地很早就有水道的历史，也为当代考古所证实。
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在一次考古行动中，探出此处地下有古河道遗址，呈“西南—东北”流向，与宋代以来地方志所记载的这一带的河道情况相符。
此番被考古之处，在湖墅南路和密渡桥路交叉口东南角。
大约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中，出土了多种陶瓷器、铁器、石器和动物骨头、牛角、船桨以及少量的海螺壳。
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发掘出的枚宋代铜钱的品种，几乎涵盖两宋所有年号，而且还有唐代的开元通宝和清代的雍正通宝、乾隆通宝。
这些叠加的铜器，自也是累进的商气，但平心而论，在我的想象中，它们更可能是零零散散的一种不小心的“丢了钱”的积累。
于是，除了想到那些未曾留下姓名的船夫、挑夫、过客等——当我面对考古成果，又想起了白居易、苏东坡、杨万里、陆游、叶绍翁、楼钥等往来过城北的匆忙而诗性的身影。
我恍然意识到，从唐代起，尤其两宋人出武林门登舟的渡口，南宋北方使者入临安城的第一码头，应当就在密渡桥。其在南宋的风貌，或可借姜夔的《出北关》领略一二：“吴儿临水宅，四面见行舟。蒲叶浸鹅项，杨枝蘸马头。”
在水运为王的漫长光阴里
密渡桥，旧称觅渡桥，又名灭度桥。
史上杭州城外沙河、城内河道之水向北汇入泛洋湖再入运河，有两个口子，分别在施家桥和密渡桥。
经密渡桥的一脉，流向为：过密渡桥，出清湖三闸，至德胜桥而分两支，一支转东流入上塘运河往嘉兴方向，一支流经江涨桥往湖州方向，即下塘河。
今之古河巷，大致是当时密渡桥至德胜桥河道的位置。
在水运为王的漫长光阴里，这一段河道，自然也成为商贾云集、百货辐萃之地。其中一项，便是建材。有个故事，可以辅助我们理解此地在昔日的商贸地位。
绍兴十年（）七月，杭州城内起火，大量房屋一夜间灰飞烟灭。有一商人，在城内繁华地带开有典当行和金器珠宝店。火灾之际，他却什么也不顾，径自到城北河畔，将竹木、砖瓦、芦席、椽桷之类建材，不论大小，统统买下。
敢弃千万财于不顾者，不是不爱财，而是看到了更大的商机——次日，官府为了房屋能尽快重建，下令免征建材税，这位商人因此获利巨大，其利远超他在火灾中被烧掉物品的价值。
由于离城近，又得益于大运河，米市巷区域很早便成为杭州城北的要津口岸,其区位优势和价值，随着杭州沿运河发展后，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释放。
五代时期，密渡桥西南已有重要税务机构，即北郭税务。
南宋咸淳年间，北郭税务每年的税额，仅次于都税务（贯），达到贯，而城南依临钱塘江的南北两个税务司——浙江税务（贯）和龙山税务（贯）的总和也不过才贯。
虽说北郭税务的税额，较之江边两务总和尚有贯的差距，但如果城北运河畔两个税务司，即北郭税务司和江涨税务司（贯）相加，则为贯，高江边两务贯（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六之七，《咸淳临安志》卷五九《商税》所载场务税额统计）。
运河在当时的经济作用，亦可由此管窥。
米市巷区域，自今之环城北路往北，在南宋已发展出北郭市、半道红市、湖州市，到明代，大市场又进一步细分，脱颖而出夹城巷市、德胜桥市、宝庆桥市。
到了近代，此地因市而发展成的街区，由南往北则依次为清河闸直街、木梳弄直街、上关帝庙直街、红石板直街、米市巷直街、双辉弄直街、清朝寺牌楼直街、左家桥直街。
显然，这已经不止是一个卫星市镇，而是一个叠加着行业聚集街区的卫星市镇，一扇了解杭城繁华历史的重要窗口。而其之所有拥有这样的质地，除了运河之利，还有古新河之功。
米市巷为商业重镇，人才辈出，人文荟萃
孟母三迁的故事，似乎让居于市不利于读书有了依据。但以我浅陋的了解，这种说法在运河流经的区域中似乎较难成立。
如淮安河下古镇，盐商集聚，商业兴旺，但明清两代却出过67名进士、名举人、12名翰林。
如杭州米市巷，同为商业重镇，同样也人才辈出，人文荟萃。此地学脉十分悠久，自古读书风气浓厚。科考中试者数量虽无河下古镇之巨，但亦不乏显著者。清代杭城出过五位状元，其一即米市巷人。此外，尚有明代进士惠隆、吴瓒、秦懋义等；清代道光甲辰探花冯培元，雍正二年进士、任京官时对袁枚有知遇之恩的赵大鲸，曾出巡台湾任巡台监察御史兼理学政、后官至布政使、乾隆御书“兰陔董寿”赐予其母的钱琦等。
在中国，似乎还没有哪条河像运河这般拥有那么多的别称和乳名。运粮河，便是其一。
无论在何时何地，谈论运河南端的米业，“湖墅米市”都是绕不过的。
这是南宋就已发展完备、在近代仍然保持着“浙江最大米市”（民国《杭州经济调查》）之规模，被誉为江南运河沿线城市只有无锡米市可堪伯仲的市场。
只是如今这四个字，分别代表了不同的行政区划，即湖墅街道和米市巷街道。
历史上湖墅米市的范围，自武林门外至哑巴弄。而宋代米业的聚集地，则被称为米市巷。
杭州米市巷和淮安河下古镇除了依临运河，还有一个共性，即水系环绕。换言之，在明清时期，两地都是宜商又宜居的宝地。
河下是春秋时邗沟之长江、淮河的连接点，三面环水。米市巷则四面环水。
泛洋湖、密渡桥至德胜桥的河，自西南而东北滋润此地；古新河穿过米市巷西面腹地，从左家桥汇入德胜桥分往下塘河的水，呈西南向北再转东的环抱之势。其间，还点缀着清水潭。
如此之米市巷，便也有了望得见山、亲得近水，既利通商、又可营园、甚至隐居的优势。
如此，当了解到此地曾有过的园林，便没什么好惊讶的了。
明清两代，地方不大又以商业为著的米市巷，有过闻名杭城的三个园林建筑，即明万历进士杨廷槐的杨园，清代的胡贞开之米山堂和举人钱秋岘之西岘园。
杨园和米山堂都在半道红，西岘园在里万物桥徐公巷。
当然，一度最为显赫的宅子，或许不如三园地大景胜，但因为主人是清代杭城五状元之一，所以远近闻名，被称为状元第。
乾隆十六年（）的新科状元在半道红
乾隆十六年()辛未科殿试结果公布，半道红上了“热搜”，因为新科状元正是此间子弟。
新科状元叫吴鸿，字颉云，号云岩，年方27岁。
和历史上大多数状元一样，吴鸿在后世的知名度也不高。不过，另一名清代人，由于早些年电视剧传播的缘故，现在普通老百姓却大多有所听闻，此人外号“刘罗锅”，大名刘墉，与和珅、纪晓岚被誉为乾隆朝三大中堂。
刘墉与吴鸿究竟有怎样的渊源呢？说来又是个传说。
他们是同科进士，吴鸿为一甲第一，即状元，刘墉则是二甲第二。据说当年吴鸿的名次，最初是刘墉的。因刘墉是官二代，其父刘统勋时任刑部尚书，乾隆为了取寒士树形象，所以吴鸿成了状元。
可惜的是，吴鸿年仅39岁便离开人世。
清末民初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讲到朱珪晚年痴迷道教时举了一个例子，说朱珪有一天突然对大家说:“文公已受代去，代之者吴云岩殿撰鸿也。”
文公，指韩愈，被奉为翰林院土地神。
朱珪说的意思是，韩愈任期已经到了，翰林院土地神已换成吴鸿了。朱珪是嘉庆帝的老师。尽管吴鸿接任韩愈当翰林院土地神是朱珪的“神仙之语”，有迷信色彩，但这个故事客观上反映出一些清朝大臣对他的赞赏和惋惜。
米市巷在历史上与人有关的另一个标志性地名，就是清朝寺牌楼直街，其名源自清朝侍御牌坊，位在夹城巷口。相传建此牌坊，乃是为歌颂明代一门双廉——秦懋义、秦懋观兄弟之功绩，却因建造时间在清初之故，才被称为“清朝侍御坊”。
米市巷的地理优势，也体现在“夹城”的传说中。
关于夹城巷之名由来，有两种说法。
一说夹城，乃五代吴越国所筑；一说源于元末张士诚和杨完者的战斗——或言张士诚所筑，或称杨完者所垒。
抛开夹城始筑建于何时的争论，夹城之存在还揭示了此地的另一种历史意义，即此地之于拱卫杭城的军事意义。
在夹城发生的著名军事活动，除了有吴越国时期的传说和元末的战争，还有韩世忠的德胜桥勤王之战。
南宋建炎三年()，苗傅、刘正彦兵变，逼宋高宗退位，将其软禁在睿圣宫。在张浚的指挥下，韩世忠率平叛先锋军从嘉兴出发，一路打到堰桥，击溃了叛军。于是，为了纪念勤王之忠和这场胜仗，连接着夹城巷的堰桥改称德（得）胜桥，桥附近也有了赵构赐以韩世忠的宅第。
现在杭州有个新民俗，拱墅文化人在招待客人时，头三杯酒的第二杯，有两种酒辞，其中之一就是旗开得胜酒，源于有德胜桥（另一为平步登云酒，因有登云桥）。
夹城巷不仅为中华传统文化留传着忠勇的文化意象，也为大运河南源刻画了一双双明眸、一副副皓齿——流传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湖墅八景》，正源于此。
《湖墅八景》，原名《夹城八景》，明景泰之前就已诞生。
据王洪《夹城八景诗序》，夹城八景的开山提炼者，是夏文度。他原本住在城内，后移居夹城，目睹运河两岸风光多了之后，诗兴大发，总结出八景，并诗以纪。王洪七八岁的时候，随爷爷迁居夹城巷，自小就很出色，被视为神童，十八岁就中了进士，时为明洪武三十年（）。
王洪认为夹城八景能被发现，既是夏文度的识见，更是皇帝治国有方带来的恩德。他说他作序的原因，一是表示对夏文度的敬佩和仰慕，二是为了“使乡人观之而咏歌太平”。
可惜，除了王洪和聂大年的作品，其他人写的八景诗词均消失于历史的汪洋大海。
米市巷地域虽小，历史上的闸坝却多
如果说大运河是华夏大地的大动脉，那么古新河则是米市巷的本土静脉。古新河，原称子塘河，因系南宋时新开，所以当时的人称之为新河，到了现代便以“古”尊之。
康熙四十四年（年），清圣祖康熙第五次下江南——这也是他第四次巡视杭州。随行者有皇太子胤礽、十三阿哥胤祥。
农历四月初三，龙舟在北新关停泊，康熙帝乘轿入杭城。初十日自西湖起驾返程，具体路线为：
自西湖行宫上船，开行至圣堂桥，登岸过圣塘闸换船，循古新河至米市巷登岸，乘轿至大兜路御码头，上龙舟。
由于地域内汇聚的水脉众多，河湖交错，落差不等，流势太大，所以米市巷地域虽小，历史上的闸坝却多，除了清湖三闸、德胜坝，还有古新河上的圣塘闸、新河闸（坝）。
在古代，修个水利工程并不容易，施工难易不说，就是三启五奏都够人喝一壶。白居易好不容易疏浚好西湖还得苦口婆心撰文立碑深恐后世不知珍惜，而苏轼在杭州为了疏浚西湖、开盐桥河等事也没少写奏疏。米市巷竟有这么多坝，足以说明此地之重要。
康熙入城时，米市巷连贯的直街，成了御道。康熙回銮时，古新河成了御河。
年后，当年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古新河则又成为连通西湖和大运河两大世界遗产的河道，而且是直接连通和里程最短的河道。
事实上，古新河自诞生起，就是西湖和运河的连通河，除此，还连通着西溪河，转接着良渚港。
古新河的容颜，就是米市巷的眉目。这一方水土，亦堪称之为“桥文化乡”。
此地桥梁，新旧算来有15座。但理由并不在于量，也不在于每座都各自收藏着杭州的某段历史，且其中11座的名称系历史沿袭。
理由在于：其中的一些桥，除了拥有独属于自己的故事和精神象征，还有一个共性：善文化内涵。
例如里万物桥和外万物桥，名称源于望佛桥（又称万佛桥），其附近旧有接待寺和左侯庙，都是善之民风的承载体。
例如德胜桥，除了可视为一把了解古代杭州城市治水历程的钥匙，一面折射战争与运河之关系的镜子，还承载着韩世忠、梁红玉夫妇齐力同心勤王抗敌的故事——既有臣之忠，也有夫妻相善的密码。
再如左家桥，这是一座见证了运河南米业之繁荣与发达，书写着运河南之米商扶贫济困、救死扶伤、急公好义、乐善好施之美德的桥。其历史深处便是一个感人至深的商善故事：北宋末期，安徽米商左世裕在运河边开米行，做买卖极为和气，更从不缺斤少两，生意越做越好，却并未因此而忘记为人的本分。其捐资造桥，舍宅建妙行接待寺，时常救助穷困，开仓施粥赈灾。
还如潮王桥，虽蕴含着保家卫国的牺牲精神、改造自然的坚韧不拔的意志，但其本质上可谓是一座民善之桥。唐代石瑰是一位平民，生前急里人所临之灾，散尽家产抵抗钱塘江水患，英勇献身，百姓为感其恩，奉祀其为潮王，并以之名桥。
运河之南，水既有其灵秀潋滟的迷人之处，更有其绵延不绝地流淌和承载的忠厚品质。
运河之南的这座城市，不仅是一座善城，而且还是一座善于纪念和感恩的城市。其证物比比皆是。桥，只是其中一类。
然而，仅此一项，米市巷便已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