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跟滕代远同志干革命
我于一九O四年十一月出生在湘潭县一个贫农家里，祖父给地主做短工和零工，父亲是农村的锯板匠。
一九一七年我十二岁时，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在全国各地传播开来。我家住湘潭市北面十五里九华庵兴隆桥，地处长潭公路上，交通方便，消息灵通。有一天我跟祖父到花雨山买米，他对我说，听说俄国已实行共产，人人平等，没有贫富，每个人都有田种，有工做，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我听了印象很深，长期记在心里。一九一六年我到花雨山镇上学打铁，学了两年半，十五岁时，阴历八月，我父亲帮长沙一个资本家砍树被树压死了，人被压死，生活全无照顾，乡亲们不服气，去长沙讲理要安葬费，只给二十元纸币。没有办法只得卖掉家里东西去埋葬。父亲死后，家里生活更困难了，我就放弃了两年多的铁匠学徒去做长工，搞几块钱帮助养家。
穷人没饭吃，就要找出路，有的跑湖区的安乡、南县一带开荒种田，有的跑长沙帮工。一九二一年阴历七月间，我跟伯父迁到北门的新开河，租地一亩，自己种莱卖案，有空还给人家抬轿，帮地主做零工，有时当搬运工，摸鱼虾卖，为了挣到钱吃饭，什么事都去干。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长沙街上来了很多北伐军，身背斗蓬，上面写着“国民革命军”几个字，我想“革命”两个字一定是革命的，一定和俄国一样，这给我一线平等的希望，便想到革命军里当兵。但我一个人怕去的，就邀了好友王少林同去。王少林他在姜家做长工，我在姜家做短工，两人结成了好友，同去招兵报名处报名，没有名字怎么办?我照着王少林的名字取个李绍林，就这样参加
了“新军”一个多月，大队伍开到湖北咸宁，没有赶上，一百多人就解散了。我们俩只好回来，王少林回老家湘潭县，我回到了新河家里，那时正是秋收季节。
一九二六年十月间，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我们乡里成立了农民协会，我很高兴地参加了农民协会，当了一名纠察队员。当时长沙市郊成立了一百多个农民协会、按先后时间排列，我们乡排为第二十六个乡，我们东面的一个乡最后成立排为一百一十四乡。经过几个月的组织工作，将长沙周围的六十一个乡组成长沙郊区农民协会，区农协委员长是滕代远，其余的归各县去了。
一九二七年初，农民运动逐步发展，声势越来越大，农民上街游行示威，高喊“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满街标语，到处大刀梭标，吓得在长沙的外国人纷纷逃到兵舰上溜走了，一时人心大快。
我们二十六乡的乡农协委员长是尹必端，他办事公道，群众拥护。纠察队长是郑秋浦，他是长沙大资本家朱金生的管家，因为他和他父亲是朱家抬轿出身，他老婆是朱家的一个丫头，和周围的群众尚好，但到底他是朱家的管家，既管业又收租，不适宜当纠察队长。就计划培养新的骨干把他换掉下来。
为了加强农民运动的领导，一九二七年滕代远同志主办了一次纠察队员训练班，为期六个月，每乡抽一人，共有六十一人，地址在韭菜园一个外国人洋楼里。原正准备“五一”搞大游行的，突然发生了“马日事变”。那天我正在值班，听见外面枪响，及时向滕代远汇报，他当时认为不会有大的问题，可能是伤兵骚乱，急忙打电话联系，这时电话已经不通了，一刹时街上戒严，大小巷口被机枪封住了，即刻组织从后门撤退向
东走，退到第一乡（现省委机关那里）住下，当天晚上在第一乡农协委员长家里开会，滕代远布置疏散回家，以后工作再通知。就这样我回到家里，正值扦秧时节，我帮姜家扦秧去了。
阴历六月间的一个晚上，滕代远同志到了尹必端家里，尹把他安排在后面小房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尹叫我过去一下，我到了他家，尹说滕委员长来了，他立即带我见了他一画。滕委员长交待我说，明天吃早饭后，到老三岔矾对河谷山里头一个庙里开会，这天晚上我送滕到河边过河。第二天约了五六个人去开会，我们到达时，会已经开过了，滕委员长还没有走，就向我们交待了以后的任务，把原来散在纠察队员手中的枪收集起来，送到岳麓山后面梅子滩（第一百乡）收藏，准备暴动时打长沙用。我们有四个人参加验枪工作，搞了一个多月收了三十多支枪。枪收完后，有一天要开会，滕代远就住在汤家粉场里，正要开会时有消息说，国民党军队过河西来了，滕急忙召集我们说：“最近形势不好，国民党力量大，我们力量小，活动很困难，今天，会不开了，以后的事过几天再通知”。后来得知过河来的国民党兵是到裕湘纱厂那面去的。
到了阳历七月间，尹必端通知要到浏阳门的戥子桥开会，这次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去，去时先到茶馆吃茶，天黑了便离开茶馆到山上一个庙里开会。这次任务是要到大托铺九六镇团防局缴枪去，据探听到那里有几十支枪，这是一场危险战斗，为了表决心，我们先开会喝雄鸡血洒。滕是第一个喝的，尹必端是第二个喝的，而我呢，是第三个喝的。血酒喝完，就宣誓，每个人发十支点燃了的香，宣誓后把香折断，表示下定决心、战斗到底。接着就排队出发。出发前滕把尹和我叫出来说，缴枪你们不去，另有任务。从安源山搞来四袋炸药，先找个房子存放，再做成炸弹，明天就派人去看房子，还要派一个会做炸弹的人一同做，我们不说二话，就把做炸弹的任务接下来了。当天晚上街上戒严不能回家，我们便在田边扮禾桶里坐到天亮，心里琢磨着任务接受下来了，怎么去完成呢？两个人商量了一会，做炸弹是危险的事，要想个合适地方。想了一大圈，没有好地方。我便说最好在我家里做。我分析道理说，我家左右有两户地主，我是地主家的长期短工，两家的儿子和我蛮好，称兄道弟的，人家不会怀疑我，尹同意了。天亮后回家，吃过早饭，就对伯父和哥哥讲做炸弹的事，他俩很支持我在家里做。过了不多时，尹必端带着滕代远派来姓刘的要看房子，看后就交待接运炸药的暗号，说到路局后门敲三下，就有人来接应的。接着老刘带我到北门外八角门楼福寿桥联络汇报，当时给我十二块光洋，交待六块买器材，六块作应急，两个人各拿三块，平时不用，到紧急时用。下午又来了一个刘兆升，他会做炸弹。晚上我找来四个好友，都是码头工人，加上我和老尹同志把炸药搞回来，请来的四个人每人给二角钱作力资，这个钱是刘兆升付的。
刘兆升住在我家里，对外人说是我老表，在校读书生病，来我家养病的。要动手做炸弹了，首先到街上买器材，如铁皮筒做弹壳，药水、棉花、硫酸、白糖、汽车灯泡、废铁丝、棉布等物资。铁皮筒子要到洋铁铺里定做，我借口装牛奶用的，这个东西做炸弹，人们没有见过就不怀疑。
做炸弹是件危险的事，先要经过试制，然后通过试炸，还要达到携带安全。弹壳是铁皮做的，弹药是矿山黄色炸药，用土法做炸弹，不能用雷管电爆，也不能用明火点引子，唯一的办法是化学变爆。秘密做炸弹没有试验场怎么办？就跑到十里外的洪山庙斗米塘山里试验，试炸声音很大，效果很好。试炸后，即刻跑回家。第二天老刘到现场观察回来说，炸痕有一斗田大，炸坑也很深。试炸成功了，就正式做起来，做了两个多月，共做了两百多个，其中有七个大炸包。炸弹做好交老尹送出去的，有部分是需要单位派人来运走的。
送炸弹，我也送过三次。第一次把炸弹放在四个大东瓜肚里共装二十多个，送到北门外的指定地点被人接走的。第二次用同样方法送到北门外另外一个地点放下，被人接运走的。第三次是用排菜掩盖的，送到浏阳门北墙湾子任茂耀家里，是一个姓李的带路去的。送炸弹要两个人送，一个挑、一个带路，带路人像个大司务，手提篮子肩背秤，路上如遇国民党兵要强买，带路的说：“是我买的”，这样避免出事。
“马日事变”后，农民运动由公开转向秘密，斗争很激烈。我记得炸弹第一次是在教坪炸响的，那次是何键在那里开民众进行反共宣传，一个炸弹把大会炸散了。第二次是在捞刀河炸铁桥，把铁桥炸坏了。第三次是在北门外毛家桥光华电灯公司里炸响的，是一个炸药包把锅炉炸坏了，炸后就关门了。这是一次大爆计划中炸的，原计划四个地方，有三个地方没有实现，如南门外电厂、电话局和电报局，因为“马日事变”敌人进行大逮捕、大屠杀，计划多被破坏了。
形势很紧急，有一天刘兆升上街听消息回来说，任茂耀被捕叛变了，各处联络点也破坏了，我就要走了，你也要走，因为你到任茂耀家送过炸弹，特别要注意啊！（刘兆升走后一直没有消息）。我听到后，当天晚上把未运走的炸弹搬到菜园里埋好，种上菜。过了几天，一天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我在门口看见对河来了几个警察，我就到后面菜园里观察动向，警察是那个姓李的带来的，先到刘八爷家问我住在哪里，刘八爷的老婆指着我家说，“住那里”，警察转了一个圈，来到我家，我忙向黄豆田跑，因黄豆禾高，没找到我，见到我的小舅子说：“你是他的儿子吗?”旁边人说：他没有结婚哪里来的儿子，后来找到我母亲说：“你是他的老婆吗？”……从这些情节看来，敌人不知道我有多大年纪，什么样子的人，关系没搞清，没有找到人。
我走后埋在菜园的炸弹尹必端运走了，我在老家住了一年多，一九二八年年底来到津市，大年初一，我才回家过新年。过了新年就迁到津市定居了，首先在天一烟号（后来改为同康）做炊事员和杂工。帮工十八年，到一九四六年转到“津市高农”当炊事员，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在学校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
来源：津市文史资料（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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