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网红赵大肥博士自曝通过层层关系从二本院校转入了华中科技大学，读了本硕博，该争议仅仅反映出了中国高校博士“大放水”培养模式的冰山一角。近年来，国内大学纷纷降低博士毕业门槛，减少论文要求。清华大学做了带头示范，年《新京报网》报道，清华大学发布博士培养的新规定，降低了博士毕业难度，不再以学术论文作为评价博士生学术水平唯一依据，不发表论文也能毕业。[1]同时，博士学位并不只对科研追求者开放，门槛降低也为了更好成为资本的镀金工具。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生人数不断膨胀，官员和企业老板涌入校园来镀金。在明星翟天临的注水博士学位事件被曝光之前，早有类似的曝光：年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公开要求３０７名未能按期完成学业的研究生退学，其中半数以上属于定向、委培，部分是企业高管和官员，他们不用去学校上课也能拿文凭。[2]虽然近几年新闻报道少了，但是一些知名企业内部依然有和国内名校合作的博士学位渠道，供高管镀金，跟导师沟通一下，偶尔上课，边工作边进修，不用亲自写论文，即可获得文凭。虽然以发表论文的数量来决定研究的能力和效率并不全面客观（各个领域的科研发表难度不同，新发现也需要运气），但不幸的是，世界范围内，发表核心论文的数量仍然是目前可以直接衡量科研实力的指标。而在国际上，同行评审、有影响力、高质量的论文数量（例如SCI发表指标）仍是博士生的硬通货。什么是博士？博士就意味着要有研究成果，发表论文吗？国际公认的对PhD的定义是，它是高级研究生学位，包括对原创课题进行三年或三年以上的独立研究，从而写出对知识有重大原创贡献的论文。博士作为学历教育的尖端，其水平反映一个国家的最高科研水平、知识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准。[3]如果无法给人类社会贡献新知识，干嘛要培养博士呢？其实，降低学术标准并没有使中国在读博士生受益，反而使那些认真做科研的博士生变成了廉价劳动力，与真正要提升科研和学术能力的理想是相违背的。没有了发表在SCI期刊上的硬性高要求，许多导师更乐意做简单、经济回报高、直接服务社会的课题，而不是关心和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例如，偏工科专业的博士生经常为导师干私活，因为导师经常在外接项目，如果接到一个资金大的项目，就把项目分给不同的学生，博士生的性价比高，差额部分成为了老师自己的利润了。再加上，目前没有对单个导师能指导的博士生数量的限制，一个导师可能带着几十个博士生，[4]没有了较高的发表学术论文的要求之后，博导更少投入培养学生科研能力与学术规范，这导致一些学生得不到足够的指导延迟毕业，其待在学校里的时间越长，博士工具人的生命周期长，那么导师从廉价劳动力身上获利的机会越多。年《经济学人》分析欧美国家博士过剩的原因：大学利用那些聪慧勤奋的脑力劳动者对工资要求不高的特点，用低廉的价格雇佣他们，以不确定的晋升为诱饵，让他们进行更多科研和教学工作，这些有才华却又廉价的劳动力就这样被剥削了，学校的教授们申请到资金，却让新进的博士搞科研，整个博士培养体系是一场庞氏骗局。[5]中国博士招生大规模增长。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博士招生规模已从年的人增加到了年的10万人，增加了多倍。[6]现在，我国博士生教育又处在新的扩招阶段。依据中国教育在线掌上考研《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从年起，博士每年招生已超过10万人。[7]年全国研究生工作会上，国家提出要扩张博士规模。[8]扩招能够补充国家未来高层次研究人才，但这背后隐藏的还有对博士教育质量的担忧和就业前景的内卷。中国博士质量有待提高。年7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赵庆年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提到，“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的确存在整体水平不高的问题，难以适应经济、科技与教育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在“先将规模弄上去，然后再提升质量’的发展理念下得到快速发展。正是这一急功近利的行为，导致博士研究生培养所需要的资源投入没有与规模同步增长。”[9]博士生就业逐步出现内卷。博士毕业生超过半数的去向是高校，年《经济日报》对教育部直属高校博士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博士毕业生选择学术职业的比例仍有50.2%，这是因为近10多年来高校教职岗位缓慢增长，僧多粥少。[10]许多大学一边招大量博士生，一边实行“非升即走”制度，因为教授和副教授的编制有限，导致青年教师内卷严重。博士青年教师被迫离开，有的去往无需科研的领域后，和本科硕士生同台竞争，优势不明显，还造成人才浪费。与其以“大跃进”方式大量培养博士，制造博士泡沫，不如从源头上进行质量把关，提高博士的入学和毕业门槛，让真正有科研追求和学术能力的人去拓展人类的知识边界。参考文献1.清华取消博士论文发表强制要求，让大学教育摆脱功利《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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