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河叹》，千古一叹清乾隆十八年（），爱新觉罗·弘历作《下河叹》诗：下河十岁九被涝，今年洪水乃异常。五坝平分势未杀，高堰一线危骑墙。宝应高邮受水地，通运一望成汪洋。车逻疏泄涨莫御，河臣束手无良方。秋风西北势复暴，遂致冲溃田禾伤。哀哉吾民罹昏垫，麦收何救西成荒。截漕出帑敕大吏，无遗宁滥丁宁详。百千无过救十一，何如多稼歌丰穰。旧闻河徙夺淮地，自兹水患恒南方。复古去患言岂易，惄焉南望心徬徨。检《清高宗实录》，从卷到卷，即从该年六月到九月，涉及此诗史事的记载甚多，这里不妨每月选录一条，以见大概：谕军机大臣等：据高斌、张师载所奏清黄汛水盛长工程平稳情形一折，内称山盱仁、义、礼旧三滚坝已过三尺五寸，令布政使富勒赫等前往加谨守护，将智、信二坝相机启放，以资减泄等语。殊未明晰……可传谕高斌等，令将实在情形，及与下河一带民舍田庐有无妨碍之处，作速据实奏闻。谕军机大臣等：高斌等奏高邮汛水增长现在东堤受险随启放南关坝以减盛涨一折，高邮汛水盛涨，则东堤亟宜保护，自不得不将南关一坝暂行启放，实亦出于无可如何。但启放之后，下游民田不无淹浸。如当水溜下趋，势稍平减，东堤可保无虞，即应亟为堵闭。水少下一分，下游即少受一分之患。可传谕高斌、张师载等，令其酌看情形，迅速办理。谕：淮、扬、高、宝等处现被水灾，朕心深为轸念，已降旨令该抚庄有恭前往查勘赈恤。朕思该处猝被灾伤，小民荡析离居，艰于糊口，一应抚恤事宜，不可不多为筹备。著将江苏本年应征漕粮截留四十万石，该督抚等酌看灾地情形，分别运贮。户部秋拨银两，亦著于该省多为酌留，临期奏闻请旨，以备赈粜之需。该督抚等督率所属，实力妥办，务令灾黎均沾实惠。谕军机大臣等：策楞等查办南河工员亏空，续据查出十一万五千余两。此悉由高斌、张师载平时捏饰徇纵，以致不肖之员肆无忌惮，竟以误工亏帑视为寻常，积习相沿，牢不可破。论高斌等之罪，即拏问抄家亦所应得，但念高斌尚属旧臣，久经出力，而张师载亦拘谨自守，尚素无劣迹，是以仅予革职，尚令在工效力赎罪。此出朕格外之恩。伊等若反以罢斥为幸，自谓可以萧然事外，则罪滋甚矣。这次“下河十岁九被涝，今年洪水乃异常”的大致情形是：乾隆十八年夏秋，黄河、淮河洪汛，洪泽湖水势暴涨，高堰五坝开启，漫注高邮、宝应诸湖，“近湖村落在汪洋巨浸之中，田亩亦未涸出”；洪水又冲决运河东堤，并开归海诸坝，于是下河地区“自高邮州起，迤南数十里湖河相连，其间田地水漫成河，可以行舟。”[1]而仅据上引四条例举的《清高宗实录》，我们又可感知弘历“下河叹”之牵涉广泛：黄河、淮河、运河、洪泽湖、高邮湖、宝应湖等河湖的“汛水盛长”还是“势稍平减”，决定了高堰五坝、归海诸坝的“启放”还是“堵闭”；高堰、归海各坝的“启放”还是“堵闭”，影响着“下河一带民舍田庐有无妨碍”；“下河一带民舍田庐”若有妨碍，那么“一应抚恤事宜”，包括截留漕粮、调拨库银，“不可不多为筹备”；“抚恤事宜”能否“务令灾黎均沾实惠”，又密切联系着地方官员能否“实力妥办”，然而，若江南河道总督高斌、安徽巡抚协理江南河道总督张师载这类大员“平时捏饰徇纵，以致不肖之员肆无忌惮，竟以误工亏帑视为寻常，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又使“小民荡析离居，艰于糊口”，此正弘历《下河叹》之“哀哉吾民罹昏垫”，就以乾隆十八年的这次灾情言，直到次年夏收前，不计河工所耗帑项，仅算蠲免、赈济的银米，即达千万之巨；至于上述之水情、河工、漕运、赈恤、吏治、民生之间的纠葛难理，更使弘历在《下河叹》中发出了“惄焉南望心徬徨”的无可奈何！类似乾隆十八年弘历《下河叹》这样的叹息，其实又是叹息不止。以言其前，如康熙诸生、安徽歙县人洪釴的《下河叹》：积雨淫淫不肯住，东海黄淮涌涛怒。一从荡荡分河流，平野滔滔势难御。下河居民目无策，抱木援条保朝夕。侧身四望俱狂澜，眼看生死不盈尺。断雁横拖天际空，寒鸱乱叫林边黑。微茫版屋水底沈，凄凉独树烟中立。须臾堤决倾天来，山岳崩摧声震吓。人号犬吠白昼昏，穷檐尽作龙蛇宅。悲哉天地一颠覆，十停八九填沟渎。秋风颲颲日无痕，落叶萧萧新鬼哭。以言其后，如乾隆五十一年弘历的又一首《下河叹》：自我壬午年，清口定水志。视湖之增减，拆束为坝制。其尾闾五坝，筑土永教闭。以此下河田，免灾收历岁。其间祗戊戌，河决仪考地。泛滥归洪湖，高堰虞涨至。无奈开五坝，下河受灾致。兹九阅春秋，清胜复有事。预筹消息理，原非出不意。冲堤阻运道，先急燃眉计。堤筑运益涨，车逻胥启暨。无奈开五坝，高宝潦胥及。下河不待言，非鱼叹民匮。然实乏良策，赈恤敕诸吏。宁滥毋或遗，更要莫饰蔽。庶略减予过，五字志惭愧。[2]比较乾隆十八年与乾隆五十一年弘历一叹再叹的这两首《下河叹》，“五坝平分势未杀……通运一望成汪洋”与“无奈开五坝，高宝潦胥及”、“河臣束手无良方”与“然实乏良策”、“无遗宁滥丁宁详”与“宁滥毋或遗”等等，语义乃至语句都属重复；而从“复古去患言岂易，惄焉南望心徬徨”到“庶略减予过，五字志惭愧”，我们又可感知“下河叹”诚为弘历的“千古一叹”！然则千古一叹之“下河叹”的前因后果，究竟是怎样的？徬徨、惭愧的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其实心知肚明，并在他的两首《下河叹》中回旋往复地唠唠叨叨。以下即摘乾隆十八年的《下河叹》诗句为题，走近弘历当时的语境，也回旋往复、唠唠叨叨地稍作阐释。乾隆旧闻河徙夺淮地“千古一叹”下河叹的前因，由远及近，先是联系着南宋建炎二年（）开始的黄河夺淮以及金朝的消极治河，再是联系着明朝嘉万时代潘季驯的“借黄以济运，又借淮以刷黄”，而其后果，便是弘历深叹的“旧闻河徙夺淮地，自兹水患恒南方”。如所周知，建炎二年冬，“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3]按此前一年的四月，金朝掳去宋朝徽、钦二宗，北宋灭亡；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市南）称帝，重建宋朝，南宋开始；十月，高宗赵构南迁扬州；十二月，金兵攻略河南、山东、陕西。及至建炎二年，面对南下之势甚盛的金兵，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人、南宋东京留守兼开封尹杜充施行“以水代兵”之计，谋求阻止金兵南下，遂于李固渡（今河南滑县西南）西决开黄河，于是黄河新道约经滑县南，濮阳、东明之间，再经鄄城、巨野、嘉祥、金乡一带，汇入泗水，再由泗入淮。从此，黄河离开了先秦以来东北向流入渤海的旧道，开启了年东南向夺淮流入黄海的历史。然而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在年以前的近年里，黄河夺淮事件也曾数次发生，但都属于暂时夺淮或短期夺淮，[4]这样的黄河夺淮所波及的淮河水系，既局限在淮北支流泗水以及泗水入淮之后的淮河下游，其对淮河流域的影响也就比较有限；而在年以后的多年里，黄河却是先持续多年的多股夺淮，再持续多年的夺泗入淮，淮河水系既因此紊乱不堪，淮河流域也遭受严重破坏，并进而延展到淮河下游的淮南地区或曰江淮地区。那么，导致黄河长期夺淮的根源又在哪里呢？实在一而再的“人祸”。“人祸”之一，金朝消极治河，放任南侵的黄河迁徙无定。不妨玩味两条文献的记载。《三朝北盟汇编》卷绍兴九年八月十一日记金朝鲁国王、都元帅挞懒之言：我初与中国议，可以河为之界。尔今新河且非我决，彼人自决之，以与我也，岂可弃之！今当以新河为界，则可外御敌国，内扼叛亡，多有利吾国矣。这里的“我初与中国议，可以河为之界”，指北宋靖康元年（）金朝占有河北地后，迫宋和议，所提条件中，就包括以东北向流入渤海的黄河为分界线；及至绍兴九年（）南宋与金朝和议成立，双方虽仍以黄河为界，黄河却变成了“尔今新河”即南宋杜充决河后的黄河新道。这条黄河新道，变原来的东北流为东南流，金朝因此得地甚多、获利甚大。再到绍兴十一年宋金“划淮为界”，黄河下游已尽入金朝疆域，金朝却仍消极治河，则如《金史》卷27《河渠志》大定九年（）的记载：河南统军使宗室宗叙言：“大河所以决溢者，以河道积淤，不能受水故也……今欲河复故道，不惟大费工役，又卒难成功。纵能塞之，他日霖潦，亦将溃决……又沿河数州之地，骤兴大役，人心动摇，恐宋人乘间构为边患。”而（都水监梁）肃亦言：“新河水六分，旧河水四分，今若塞新河，则二水复合为一。如遇涨溢，南决则害于南京，北决则山东、河北皆被其害。不若李固南筑堤以防决溢为便。”尚书省以闻，上从之。因为不愿“大费工役”，特别是因为担心“宋人乘间构为边患”，金朝奉行的这种不堵不塞的政策，终于导致“新河水六分，旧河水四分”即黄河分流而新河（主溜）流向东南、后来又分三股夺泗入淮的混乱局面。至于这种混乱局面的持续演变，笔者曾
概述道：从元代起至明嘉靖中叶的多年间，河患十分频繁，黄河下游长期呈多股夺淮的局面……滚滚浊流在西起颍水、东至海滨、北自黄河、南到淮河的黄淮平原上恣意漫流。黄河这条可怕的泥龙，东横西决，泛滥无归，所到之处，无不淤河道、塞湖泊，原本顺畅自由的淮北水系因此变得紊乱不堪，而水系打破、河道淤高、排水不畅，水旱洪涝之灾接踵而至，黎民百姓流离漂没，惨遭其害。[5]换言之，开始于年的黄河夺淮，如果比作扩散性皮肤病，则至明朝嘉靖中叶，已经严重浸染了广大的黄淮平原，只是尚未真正扩散到淮河以南，至于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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