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河怀旧《新河的庄》作者：秋时 本想《新河怀旧系列》歇了，却因那日一座牌楼不得不再啰嗦几句。 津滨立交桥靠近塘沽收费站北面，有一座古香古色的牌楼，斗角飞檐，云飞龙舞，老远看上去很有些气派。应当感谢牌楼的建立者，至少能告诉人们，新河没有消亡。尽管牌楼所在的地方只是当年新河镇小桥外南边一片荒地，毕竟跟新河还有一衣带水的联系，也算是个纪念吧！ 近前仰望，牌楼正中楣檐下有一块黑色牌匾，上面嵌着三个金色大字“新河庄”，旁边还有两排小字：“新河庄始建于明永乐”和“一三六二年”。我的兴致顿时消退许多，取而代之的是疑问和不解。据我知道的历史常识，明代永乐年应在公元多年，绝不会是“年”。 随行的朋友说：那些人建造时不会不考证而开这样的“历史笑话”。我也认为有些道理，或许是自己老了，记忆有问题了？回家后，我立马进行查证，结论却是：我对了！朱元璋年建立明朝，永乐在～年间，而年是元代至正二十六年。 新河庄的存在由来已久，很多人都写过相关的文字，追溯它的历史。大都是人云亦云的传说，相互抄来转去，很少有切实的史料支持。普遍说法是新河以前名叫“水草沽”或“水津沽”，因它周边水草肥沃，应该有一定道理，况且有史料予以佐证。直到明天顺年间“新开运河”后，它的名字也被改写。要探讨新河庄的历史，还需先弄清它的陆地生成，才不会盲目猜想。 塘沽地区处于九河下梢，是一大片退海地，这是普遍认定的史实，并有贝壳堤的考古为证。上面这张《禹贡·导河图》明确标示，数千年前，黄河就“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了。这条“逆河”就是海河的原形，因涨潮时海水逆流而上得名。在河水冲积与海潮回澜的反复的搏击中，九河下梢入海口也随之向渤海深处伸展，经历了漫长的暗滩沉积、泥岸出现、湿地产生阶段，才逐渐形成退海地，成为沿海冲积平原的一部分。 说到塘沽的成陆，人们普遍认为，是宋庆历八年（），黄河决口商胡埽北派直沽入海，以至“浊水所经，即为平陆”，从而生成了陆地。其实，这只是加快了这片退海地生成的速度而已。尔后，黄河又相继东流和南下，截止宋建炎二年（），黄河入海口由渤海改道黄海，黄河携泥沙在渤海湾的造陆活动已告一段落。也就是说，此时塘沽的退海地已经生成。元至元二年（）丰财场的设立，标志着海滩已有组织地“煮海为盐”了。由此反正，有人在此定居且垒灶煮盐的时间要更早些。到大元二年（），沿海口屯田已达十万倾，迁徙来此的人亦随之增加。塘沽的贝壳堤也证实，这里八百年前就已成陆。至于新河的成陆，无论地理位置或海拔高度，时间都应该比塘沽早些。 新河的成庄，同样经历了一个过程。最早从这块土地的高处开始，就是新河北面大庙一带，逐渐由北向南发展，先有前街、后街，而后有北、南河底，继而再向周边扩散开来，形成数以千户的村落。有人说：永乐年初，隋、王两家最先在新河定居，不知出自何典，值得商榷和推敲。谁先在此定居并不重要，毕竟新河人姓氏众多，关键要对定居时段有个合乎逻辑的说法，尽管历史久远，或许没有史据可查。但是，根据对退海地生成历史的推演，可以断言，踏上新河并在此地生存下来的人，绝不会始于永乐。村庄形成时间也比官方记载要早得多，存在先于意识，人迹早于史记，这一点毋庸置疑。 至于新河庄牌楼标出的“新河庄始建明永乐”、“”，所以闹出“关公战秦琼”的笑话，或许考证有失严谨，或许人云亦云而已。
作者：秋时最早看到“新河庄汛”是在《宁河县志》中，起初并不以为然。后来又在《畿辅通志》中看到，而且还缀有“把总”两个字，遂对此产生兴趣，欲穷其究竟。先前对新河的称呼不外乎镇、庄、村、街，“汛”又作何解释？ 在我脑海的词汇中，汛字多于水情有关，譬如：防汛或汛期。《说文》中的注解很简单：“汛，洒也”，释为“水之散如飞”和“俗用为潮”。再翻阅相关汉语字典，终于找到一则解释：汛地为明清时军队的驻防地。“汛”通“讯”，讯地在军事上为烽火地，以传消息，通常地界不大，用作驻防基地。清代将“汛”作绿营兵编制，分别由千总、把总或外委等武官来统率。 新河作为京畿海防小镇，是联系大沽、北塘沿海之间的纽带和防御要地。早在明世宗年间，倭寇曾骚扰沿海，大沽海口正式设防，新河即成重要防御要地。及至清代，清军在新河东北的滩涂设有兵营，而且有两道防御堡垒，与大沽与北塘两海口形成三角形防御体系。 咸丰八年（）五月，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时，当时驻扎在新河的护军统领珠勒亨，虽然率京营马队前往援应，但却未能奋力攻夺，因此被海口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折革职查办。次年，英法联军再犯大沽，直隶总督恒福驻扎新河。一闻炮声，即督率蒙古马步各队官兵驰回大沽，以作后路声援。此战大捷，汛地出力官兵均被奏报奖赏，恒福因“防剿著有微劳”亦被优议奖励。 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从北塘河口登陆，欲逆袭大沽炮台，新河汛地营垒成为一道屏障。两千大清骑兵与上万洋毛子在滩涂进行了激烈交战，双方都互有伤亡。在洋枪洋炮猛击下万难支持，残部退守塘儿沽。联军扑入新河，并以此为大本营，很快攻占塘沽，大沽炮台也相继陷落，致使联军长驱直入北京。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再破大沽口，大举进攻天津。新河汛地失去巡防作用，庄内上千户人家被杀的剩下不足三分之一。待《辛丑条约》签订，汛地大清营垒与两河口炮台都被毁坏殆尽。但新河作为军事要冲之地，却从未消停，始终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直奉交恶，新河庄一带的滩涂又变成战场。直军统领吴佩孚曾经战败于此，并从塘沽码头登舰南逃。后来奉系直鲁联军张宗昌败退，亦在此地抵御白崇禧的革命军，最终被剿灭在滦河畔。 尤其是解放战争的平津战役，新河更是主要战场。在原清军驻扎的营地上，国共两军交战十分惨烈，草滩桥头碉堡密布，街巷内外枪炮轰鸣，双方均有重大伤亡，新河汛地的滩涂又一次血染疆场。 至此，新河汛地偃旗息鼓，汛地营垒遗址尚存，掩蔽在草丛和淤泥之下。文化大革命期间全民皆兵，我和同学们还在烈士墓后的大清军营废墟下，挖出过许多青砖，交给学校修地道，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小桥、流水、人家
新河这座小镇因河而得名，借水而祥瑞。清澈的河水金汤似地环绕着它，不论你打东南西北哪方来，河流都是你必须逾越的屏障。一座座木桥宛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灵般地镇守着这块“风水宝地”。此刻，我就立身当年镇东的桥头，却不见了小桥的踪影。眼前的景物清晰，模糊，又渐入清晰，旧日的影像从过去的记忆中透析出来……一群光着屁股的孩子们正在水中嬉戏。他们时而抡开瘦小的手臂，击出一道道水柱；时而捞起一坨烂河泥，扣在小伙伴儿的头顶上；时而彼此追逐着，一通“狗刨儿”游向岸边。几个浑身涂满了泥巴的男孩儿光着屁股跑上木桥，以跳水教练无法想象的动作，从桥上相继跳入水中，在远处的芦苇丛中探出头来。水面上溅起的浪花，化作大小不同的水圈追逐着向外扩展、交叉，逐渐消失在皱起的涟漪中。河水继续由南向北流着，绕过一道弯，河面被一张整条河宽的方形大网拦截住。一根很粗的竹竿，竿头挂着一副滑轮，滑轮上穿过一条绳子，一头连着鱼网的两个角儿，一头握在捕鱼者手中。河水梳过渔网，时而有鱼儿在网前打个浑儿。岸边的捕鱼人悠闲地坐在马杂儿上，不紧不慢地抽着旱烟。每隔一段时间，他就拉动网绳，将渔网徐徐拉起。当网底离开水面时，总会收获些鲫鱼、鲈板儿之类的，偶尔也会有河蟹自投罗网。秋风吹熟了地里的庄稼，刮落了河边的树叶，河水也变得恬静了许多。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收获的不仅仅是庄稼。小河转弯向西，来到新河北头的桥前。这是一座木结构的小桥，桥梁的涂漆已脱落，露出它的本来面目。桥面上偶尔有马车轧过，发出“吱呀”的响声。桥帮外吊着许多鼓囊囊的麻袋，那是人们接济生活的食粮——当旷野里的黄须菜打满了籽，油黑的菜籽充满了诱惑。人们把采来的菜籽放在麻袋里，用一根绳子拴着，从桥头放到河中浸泡、拉起、再放下，经过反复的水洗、风吹和日晒，像淘金者似的付出辛苦，回报他们的是一锅锅香甜的饽饽。农闲时分，人们聚集在河边，河上挡起了一道道泥埝，河流被斩成若干段。埝边围出一个弧形的区域，用竹帘挡在预留的缺口处。他们两人一组，用藤条编的水斗把围子里的水往泥埝的另一边淘，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埝内的水面渐渐降下，沉不住气的鱼儿翻起阵阵水花。这时，有人将两把铁锨斜插进泥里，让竹帘斜倚在上面。水面继续下落，不一会儿，鱼儿就争先恐后地跳上竹帘，又惊恐的逆流而去。河床很快露出，鱼儿在泥水中跳跃，但跳得更欢的还是岸上的人。你知道什么叫“水干捞鱼”吗？那场景，刺激！其实，人们截水打埝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逮鱼，而在于疏浚河道。挑河是农村人称“四大累”之一的活计，那可真是力气活！河底的淤泥足有没膝深，人们高挽着裤腿，拎着铁锨，顺着河道排开，铲起乌黑的泥，一下下甩到岸上，此起彼伏，你呼我喊，演奏出一场动人的劳动舞曲。河床的泥被一块块地削平，河堤随之一层层地加高、压实。他们重复着劳动的艰辛，也重复着收获的喜悦。当小河里又流淌着清澈的河水时，农家的灶台边已飘出扑鼻的鱼香。冬天到了，小河的流水在人们不经意间平静下来。当河里的冰还没结实，光滑的冰面就成了孩子们的聚集游戏的地方。胆大的孩子开始他们冒险的勇气和智慧的较量。他们像军人一样在河岸上集结、列队、号令、抽签，看谁有胆量从冰上过去。不幸的第一名鼓足勇气，颤抖的腿拖着一只脚试探地踏上冰面，身体的重心开始倾斜，冰面在微微颤动。当第二只脚落上的时候，冰面发出“咔咔”的声响。他停住了脚，在进与退之间犹豫，在荣与辱之间斗争，在生与死之间选择。然而，男子汉的尊严让他藐视死亡，虽然他还是个孩子。冰接受了他的压力，死神也退却了，他胜利了！这是勇者的胜利。也有聪睿的孩子扑卧在冰面上，向战士通过障碍似地匍匐前进，这是对物理学“压力和压强”关系的典型诠释。他也到达了彼岸！这是智者的胜利，尽管他或许不知“物理”为何物。当然也不乏弱者，来他一个“胜利大逃亡”。是胆怯，临阵脱逃？还是理智，避免无谓的牺牲？退一步海阔天空，识时务者为俊杰，也许是合乎逻辑的注解。我从幻像中醒来，小桥不见了，流水枯竭了，那条给人们带来祥瑞的河流连同这座小镇都消失了，只是在当年孩子们嬉戏的地方，还残留着些许破窗、断墙，似乎在无声地告诉人们：这里曾有过人家。
校园惊梦作者：秋时起伏、间断地伸向废墟的路，像一段跳动的乐谱在一堵残墙边画上了休止符——这是我曾经读书的地方。早年这是一座镇公所，回形的四合大院，青砖青瓦，高门高墙，显得庄重又森严。院子北面是一片空阔的地面，这是学校的操场。中间有个套院儿，那是教师的领地。在学生的心目中，这块领地最具权威的不是校长室，而是有着“白公馆”之称的教导处。这儿的主人并不姓白，但长得一张白面净子脸，习惯穿白色衣装。加之大凡进这儿的学生都是调皮捣蛋的“要犯”，受到的待遇自然是“雷霆雨露”，谁不恐怖？然而，对我来说，真正的恐怖来自那年深秋的一个夜晚。红日、红叶、红袖标仿佛是一夜之间铺天盖地。那天晚上，也就刚睡着，一阵急促的敲窗声把我惊醒。母亲穿着衣服坐在炕上，她还没睡。镇上已经乱了一段时间，抓人、游街、批斗、抄家……她似乎早有预感。“他们来了！”母亲淡淡地说。父亲把门打开了，先进来的是一名中年妇女，她是这片儿的街道代表，人还好。后面涌进几个手持消防钩、臂戴红色袖标的年轻人，其中一个唇上有豁口。“别磨磨蹭蹭的，快点儿！”豁子漏风的嘴喝道。母亲用一张小被裹紧年幼的弟弟，抱在怀里往外走。外面很凉，我缩了缩脖子，跟在母亲身后。街灯很暗，被风摇得一眨一眨地晃动着，几个身影在昏暗不平的街上一步一步地挪动着，那场面在电影里见过，如同赴刑场。学校红色的铁门敞开着，似一张血盆大口把我们吞噬了。我们跟随着红袖标，进入大门对面一间坐西朝东的屋子。这是我读书的教室，里面已经挤满了人，教室的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黑板对面白纸黑字的巨大横幅格外醒目：上边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下面是“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在这里被拘禁的人都是成分高的旧官僚、地主、资本家等“四类分子”和他们的“狗崽子”。尽管这些人家解放时就已经一无所有了，可依旧逃不出被洗劫的命运。红卫兵无情地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并荡涤了他们家中的一切“污泥浊水”。一缕凉风从残墙边吹过，我禁不住打了个寒颤。红色的大门已经不见了，我从传达室的废墟里拾起一只门扣，上头斑斑锈迹间还残留着星点漆色，引出一段伤感的回忆。文革停课，闲得实在无聊。晚上，几个同学约好到校园去玩儿，却被看门的大爷给轰了出来。他看上去已年近花甲，据说一直独身。这人个头高、脾气暴，平时对学生很严厉。“这老头儿也太不通情达理了！得想个法儿整治一下他，以解新仇旧恨”。孩子们很快就想出一个鬼主意。一个同学趁着夜色摸近传达室的大门，将一根细绳儿拴在门扣上。同学们藏在门外黑暗的地方，牵动手中的绳子，门扣敲打着门板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传达室的门开了，一个秃顶的胖老头儿向四下张望，校园里十分寂静。“妈的，见鬼了！”他嘟囔着退回屋里，索性把灯关了。“哗啦啦”，门扣又响了，屋内却不见动静。“哗啦……”随着门扣声的再次响起，门“咣”的一声被踹开了。胖老头儿在门前仔细搜查，他狠劲儿把绳子拽断。同学们拔腿就跑，后面追来的是一通骂声。孩子们的顽皮无可厚非，日后权当是一种“笑谈”。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人心头为之沉重。离那次“恶作剧”没过多久，也是在夜里，那个胖老头儿竟真得见鬼去了！他独自走进临街的一间教室，将准备好的绳子挂在横梁上，将打好的绳扣儿套在脖颈上，蹬开脚下的椅子，上吊自尽了，说是因为什么“军统特务”之类的嫌疑。他的死只解脱了沉重的肉身，死后还落了个“自绝于人民”的罪名。记忆的天空中，五星火炬的旗帜迎风飘舞，熟悉的歌声仿佛响在耳边：“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嘀嘀嘀嗒嘀嘀嘀嗒嘀嗒……”这声像与我现在的心绪反差太大了！我无心再深入进去，转身向北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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