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河的河
作者：秋时
除李贤《蓟州新开运河碑记》外，记载“新河”的史书还有很多，在《明实录》、《大明会典》、《明史》，以及《畿辅通志》、《宁河图说》、《宝坻县志》和《宁河县志》等典籍中也多有图文介绍。明朝皇帝朝议的《明实录·英宗睿皇帝实录》最早记载了开掘“新河”的议事内容，尽管文字中没有明确写出“新河”二字。
文中的蓟州即今之蓟县，素有“畿东锁钥”之称，是防御北侵的一道重要屏障，并屯有重兵，大唐安禄山就曾在此驻军。明朝朱棣定都北京之后，蓟州就更成为拱卫京都的战略要地。所有军需物资多须从南方水路调运，船经走大运河进入直沽河，出大沽口，再入北塘河口北上蓟运河，才可以到达蓟州。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不说，且海道艰险，故开掘了直沽河连通蓟运河的人工河。
连接这条人工河的“新开沽河”与“水套沽河”究竟在哪儿？我所阅览的史料中很难找到确切答案。不少人非常热衷于给“新开沽”和“水套沽”对号入座，而且多认为新开沽是“北塘”，而水套沽是“新河”，这样就连带产生出一些新的问题。稍知塘沽地理的人都知道，新河、北塘两地间距离有二十多里。文中却说：“新开沽河北望蓟州，正与水套沽河相对止有四十余里，河径水深，堪行舟楫，但其间十里之地阻隔。”有人曾怀疑史书记载有误，其实不然，这段史料中讲述的是“新开沽河”与“水套沽河”相对，根本没有说是“新开沽”和“水套沽”，有人因自己的误解造成了地理上点和线的概念错位。
塘沽一带作为“九河下梢”，入海口是由很多支流汇集而成的。渤海湾边因着海潮和降雨的缘故，形成大小各异的坑洼和长短不一的沟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新开沽河与水套沽河作为“自然形成”的河流，在那条人工运河开掘前就已然有了。其间陆地阻隔，且受海潮和旱涝影响，十里八里都是有可能的。
我看过多幅旧地图，早年的新河和北塘两镇，确实有自然河存在，其曲折流径应是自然形成的。在两河之间十几里隔阻中，隐约能够勾勒出当年新河的位置。至于新开沽河与水套沽河“有四十里河径”之说，流径的蜿蜒曲折，决定了河流的长短，两水相连曲径四十里并非没可能。也有史料文章将“径四十里”解释为“大沽口至北塘口”的距离，毕竟时过境迁无法准确丈量，权当如此罢了，对新开沽河至水套沽河的河径长短暂且搁置不论。
而“新开沽”、“水套沽”对应“新河”、“北塘”，只要仔细去读一下文字叙述，即使没有明确的指定，应该也能得出准确判断。既然“新开沽河北望蓟州”，而且与水套沽河相对，就是说新开沽河与蓟运河不直接相通，那一定是在直沽河这边，水套沽河自然位于近州的北塘一侧了。在《畿辅通志》中明确说“新开沽在天津卫东九十里”，而《天津卫志》也有“新河去城东南九十里”记述，新开沽与新河相吻合已确凿无疑，水套沽与北塘亦然。
再就是新河的开凿时间，“天顺二年”其实只是它的朝议时间，确切的开凿应该是天顺三年（）“三月始事于甲午、讫功于丙午”，用时十三天，明大学士李贤在《畿州新开运河碑记》中有确切记载。
新河的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而只是开始。这条新开运河通航之后，南来北往的船频繁地穿梭其间，给邻近的村镇带来繁荣，也给老百姓带来了劳苦。由于受河流、海潮和雨水等多种因素影响，河道的淤积现象十分严重。尽管朝廷定例三年一浚，但仍然有淤塞，不得不改为三岁两浚，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明世宗嘉靖元年（）又对其进行大规模疏浚，直到清代改贮漕为京通二仓，河不復治。这条原本能够“兴斯利于数百载”的新河便淤废了。
康熙三十四年（）清代修建皇陵需转运陵糈，又想起这条当年漕运粮需的人工河。有不少人说，是重新疏浚了新河故道，其实并非如此。乾隆年《宝坻县志》对此有明确记载“重开新河一道，长二千一百八丈，底宽二丈，面宽二丈五尺、深五尺。”在光绪版《宁河县志》中更明确地给出了河的方位：“重开新河一道于故道北”。为何不疏浚旧道而开新河呢?有人说：因为原来的河道干涸后，变成了新河与北塘之间的道路；也有人说：是那条故道变成了新河的一条街道，并有“南河底”和“北河底”的街名为证。尽管一时间也难以说清，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明清两代有两条运河连接于新河与北塘之间。
然而，新开河道的淤堵仍习以为常，朝廷每岁都行文令邻近村民修治。乾隆元年，朝廷专拨岁修银两，新河虽数十载通航，淤积现象仍有增无减，疏浚工程花费浩繁，且累害于民。后来，岁修工程专款停止，户部改支为折色银，再没人从腰包掏银子挑河，新河从此彻底淤废。
尽管如此，但新河之水却依然流淌，并滋润着新河庄周边的土地，护定了这里的百姓。在我小的时候，这条小河依然存在，它贴着新河庄流过，在庄北头分出两个支流，一支流向小港子，一支从烈士墓和新北路间向东北伸展，断续地消失在远处的水坑草丛中。如今，在新河废墟的老树杂草掩蔽中，隐约仍能发现新河残存的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