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的年代，是否已有重阳？
今人众所周知：重阳在农历九月九日。在中国南方的湖南长沙，此日已觉天气寒凉，冬日迫近。
九月九与三月三，历为中国传统岁时历对应的节日。
三月三郊游，称踏青；九月九郊游，称辞青。
辞青，不但是时序上的变化，也表明：九月九登高，是一年节令中最后的一次户外出城郊游活动，此后节日活动，均会在城市和村庄中进行，而不会再离村离城远行。
一般认为，重阳是东汉至魏晋时才兴起的节日。重阳、重九之名，肇始三国时代魏文帝曹丕写给大臣钟繇的信：“岁往月来，忽复九月初九，九为阳数，而日月并用，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不过，爱读《楚辞》的人，还是应会发现“重阳”一词，早已出现在《楚辞?远游》一诗中；重阳餐菊之俗，亦见屈原《离骚》，诗中有：“夕餐秋菊之落英”。
两者虽或不太相关，但这不能不让爱读楚辞的任大猛心有遐想：中国古老传统佳节之一的重阳，是否与我们长沙所属楚国有着莫大关联，其来源或者甚古。
辟邪和延寿：重阳两大主题
至迟到了东汉和魏晋，成型的重阳节，已具有两大节俗主题：辟邪和延寿。
南北朝梁均《续齐谐记》提到的重阳过法，流传最广泛：东汉时，河南汝阳桓景拜道士费长房为师，一天费长房警告桓景，九月九日，你家将大难临头，快快叫上家人做红口袋，袋中盛茱萸，缠在手臂上，登山，饮菊花酒，可免除灾殃。桓景遵照老师指点，重阳节那天带家人登高。晚间下山，回到家中，忽见到家中鸡犬牛羊都已死光。据说这就是九月九日遍插茱萸登高避邪习俗由来。
有人据此引申：看来九是阳数之极，九九而重，太过旺盛，确实须要登高辟邪。
今人对此有从气象学角度解释者：农历九月初九，正当阳历十月小阳春，是天气回暖之期，而重阳将至时节，往往“盲雨满城，凉风四起，亭皋落叶，陇首飞云，人以这是为立秋后第一寒信”。
秋热尚未退尽，这番寒信又匆匆忽来，气候变换，这时只要稍不卫摄珍重，就极易染病，辟邪之说，实际带有“医疗卫生”含义的。又，茱萸有小毒，可除虫，登高时遍插茱萸，在古代亦含防虫祛邪义。
至于，延寿，东晋葛洪《西京杂记》记有：汉代宫人贾佩兰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
另外，九九，谐音久久，一般人认为文字具有某种魔力，认定，九九即寓意长寿。
重阳所含延寿主题，就是以此为源头，长久流传，从未中断。
年，政府将农历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亦称尊老节，可说其来有自。
重阳时节，秋高气爽，黄花绽放，天若晴朗，野外登高，置身寥阔天地间，真不免心旷神怡，逸兴遄飞。
千百年来，文人雅士即在重阳登高之时，蓦然有感，不免流下风雅佳话，重阳这一金秋收获季节，也因此成为了诗文的收获节日。
孟嘉龙山落帽、陶渊明重阳咏菊、王勃滕王阁留赋、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李清照“东篱把酒，人比黄花瘦”……一切故事，尽成今天我辈无不熟知的诗文典故，这些诗词典故也无一不让重阳节变香像酒一样香洌诗性，若阵阵菊香扑鼻。
在历史积蕴深厚的长沙，尤其是近现代以来，湖湘人文蔚起，无数风雅有趣的重阳佳话亦发生在重阳时节，发生在我们现在生活的长沙城中。
这些重阳故事，笛吹楚山，其韵悠扬。
晚清以来长沙的重阳佳节
1长沙市民，在重阳佳节之季最爱者，为河西岳麓山的重阳秋色，文人们在晚清时竟然欢喜诗聚于城北河东新河北的碧浪湖畔。
长沙有民谚称：“三月三，九月九，无事莫到河边走”。
这话说的是农历三月三和九月九，长沙地区，往往为大风、阵雨天气，人处湘江河畔，尤其凶险。
如果重阳佳节这天，正遇上风狂雨骤，不能出门，晚清民国时的长沙人，也一样要过重阳佳节。
过节的方式就是：在特制的“重阳糕”旁点上蜡烛。蜡烛旧时亦称灯。蜡烛燃起的灯，与特制的重阳糕，正应了“登（灯）高（糕）”之音，一般重视节俗的市民，点上蜡烛就能“登糕”，也算是过了节，虚应了故事。
只是今天的长沙人对于过去的重阳糕，却已经是相当陌生了。
其实在晚清时期，长沙重阳糕的制作已较为随意。
老长沙“四大掌故家”之一的易仲威老人，在生前住在都正街清重留一幢楼上。
重阳节前的一日，闲聊时，他忽然告诉我，今天在长沙，已经越来越少见的“凉发糕”，在老长沙，其实就是过去我们最常见到的重阳糕。
发糕，又称花糕，长沙凉发糕，在旧时糕面上是经常会嵌红枣、枸杞或板栗的。
至少，人们在重阳节时，多少会往凉发糕上撒些红绿丝，这就是旧时重阳佳节花糕的遗制。
当然，今天人们在火宫殿、蔡锷北路稻谷仓对面的包子沙卖店前也能购得到千层糕。
那里一坨坨的千层糕上仍保留旧时的风俗，撒上一些红绿丝，这是重阳糕的另一种形制。
至今，坡子街火宫殿广受欢迎的脑髓卷，其制法亦被认为和重阳糕制作相符，只是让人叹息的是。
今天，千层糕和脑髓卷已经越做越“矮”，有时尝起起来，颇让人感觉没有登高的韵味了。
在旧时，能让细伢子感觉到重阳佳节有趣兴味的，是老长沙在雨天的重阳节时摆糕点灯庆祝登高之时，重阳糕上还必须插上纸制的彩色小旗。
任大猛常于夜深无人之际，翻读于历史古籍，无意间就见到在宋代笔记中记载，南宋时期，潭州（今长沙）重阳节，长沙的街巷上空会遍悬五色斑斓的重阳彩旗。
这些如同潮水一样在秋风中翻腾的重阳彩旗，在今天当然看不到了，但我们可以将其作为我们想象中的美景。
有好事者，在历史文人古街中，如能恢复重阳这一宋代旧景，也算是为重阳节时长沙人过节添上一段佳趣。
2其实，在晚清民初时期，天气只要晴好，九月九日重阳节的长沙仍会显出节日的热闹繁华。
据记载，重阳节时，长沙市民在这一天，必然会成群结队，前往湘江边“挤”划子，渡过湘江，纷纷前往长沙河西，登岳麓山，大过其重阳节。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沙《大公报》和《湖南国民日报》均记载：长沙人过重阳，按例要爬岳麓山，但要能挤上湘江上的渡船，那也如同打一场群架般。岳麓山上，重阳那天人满为患，报纸新闻用竹枝词的形式记录说，重阳这天，“岳麓峰顶似蚁爬”。
这一天的麓山寺、爱晚亭前常会出现很多专卖烧烤或冷食的小摊贩，记者报道称，这些小贩常“搞得麓山之中乌烟瘴气”。
从麓山寺到爱晚亭的溪涧中盛产的螃蟹，称为“青枫蟹”。
贫苦小贩将青枫蟹捕捉了，在重阳这天用来烧烤，向登高的游人出售，游人自然感觉到“其味颇美”，而小贩们亦由此赚得盆满钵满，过冬的钱由此多得储备。
当然，青枫蟹也成为岳麓山重阳节时的一项特产。
这时的岳麓山，还有另一味著名的特产，这就是岳麓山重阳寒菌。
因此时正当大雁南飞过岳麓山蔚蓝色的天空之时，这些寒菌也被人称作雁鹅菌。
当时，每逢重阳，岳麓山顶的云麓宫生意都会极其兴隆，那一天，从早到晚，都会排起长队。
当时，在云麓宫里为游人煮碱面贩卖的是云麓宫内住着的道士，这几个道士中，有一位也成为“长沙五十位闻人”之一。因为他模样怪异，人们谑称他为“妖道”。
这位妖道不知为何，得罪了赵恒惕，竟曾为赵恒惕驱逐，民国报纸中对这一事件津津乐道。
重阳节的阳光明媚的白天忽忽即过，到黄昏时节，湘江河滩上人群遍布，一方面他们在等渡船回城；另一方面，重阳节时湘江小河水浅，不少人就着沙滩，搭起野灶，大搞野炊。重阳的黄昏，湘江河滩上到处炊烟袅袅。
对于重阳，《长沙大公报》《湖南国民日报》《晚晚报》多半不吝笔墨地进行报道，年10月27日，适当重阳，第二天的报纸上就记载那天的长沙：“重阳照例登高，岳麓山头，游人如织，攘往熙来，登高男女，不下2万人，每人消耗费用以1角计，总计共消耗元。直到夕阳西下，万家灯火，重阳登高的人们方尽游兴，纷纷返城。”
我们查阅当时人口统计数据得知，直到年底，长沙城市人口才达到，人。
也就是说，在年那一年，每24个长沙人中，至少就有一人在重阳那天去登览了岳麓山。
3不过，在晚清民国文人日记及诗文记载中，长沙重阳节又是另一番风景。
何绍基、罗汝怀、易棠、黄本骥、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叶德辉、皮锡瑞（随意排名，排名并不分先后）及民国时期南社湘集等一批湘人的日记和诗文中，他们笔下的重阳雅集地，却不在岳麓山，历为在重阳这一天，岳麓山显然已成市嚣之地。
他们重阳雅集的地点，分别在芋园、马王庙（后改为修业小学）、定王台、天心阁、开福寺碧浪湖边、浩园（今局关祠田家炳中学）、贾谊故居、赐闲园（今教育街省农业厅）、席宝田公祠（医院对面）等处。
在统计中，任大猛也发现，他们的雅集地也包含城外书院坪的妙高峰、丝茅冲的余园等等。
至于，民国时期的南社湘集，民国时期的这帮被新派人物视为遗老遗少的湖湘文人们他们的重阳雅集之地却全部分布在长沙河东的新式餐馆酒楼中。
是晚清民国时期的长沙文人们不喜欢岳麓山的秋色？非也非也。
黄本骥在青石桥（今解放西路）旁的云阳楼茶楼组织长沙文人重阳雅集时，首句就提到“长沙秋色以麓山为胜”，然后才是“郡城看山以云阳楼为宜”。
偶尔也有晚清民国名人在重阳节过河去过重阳节的。
越靠近民国，名气就越大的王闿运，在民国初年的一个重阳日，一位湖南官员就邀请王闿运坐着炮船过湘江出游岳麓山。
《湘绮楼日记》记载，王闿运到了河西后，即进入原岳麓书院的湖南高等学堂，再从高等学堂厨房旁的小径穿过，来到岳麓山青枫峡内的爱晚亭。
重阳将近，能在爱晚亭坐坐，满嘴白须满腹才华的王闿运感觉十分满足。
可见文人们也是极其愿意爬岳麓山过重阳的，这也正如郭嵩焘所说，他只是不愿意在重阳节，到河边等划子，去赶“人搞搞”的热闹而已。
过一个有岳麓山的重阳固然有意思，但坐上一条拥挤的划子涉过湘江在当年极不方便。
这些文人们和遗老们留在长沙河东过重阳，是一种无奈之举。
但他们当然也让“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发现了在长沙河东，甚至是在长沙城内度过重阳佳节时的的美好。
这些例子，任大猛可讲一箩筐出来，这里就随意说上几则。
定王台畔鹤冲天
贾谊故居和定王台，号称长沙两大最古老名胜。
晚清时期，定王台畔已由道光年间云贵、两江总督湘阴人李星沅筑起巨大园林，名芋园。
芋园全盛之时，园内饲有李星沅退休后“归携之五鹤”。
当时，每到重阳之时，芋园内金菊绽放，芋园主人、李星沅的儿孙们便将这五只白鹤从园林之中放飞，翱翔于长沙城东的云端。
当时，在被城墙围起来的一方小小长沙城中，重阳之日，人们常能看得到芋园飞起的白鹤在九霄云天之外，矫翼飞舞，声唳入云，其景美极。
而芋园之内，重阳佳节，人们从柑子园、东庆街一带经过，也可听得到，芋园主人与何绍基等一干客人，对菊饮酒，诗声笑语，飞逸园外的声音。
晚清著名书法家何绍基与李星沅为儿女亲家，重阳节时，生活在长沙的何绍基一般活动地点，除城东芋园外，尚有定王台、桃花井、马王庙一带。罗汝怀、易棠等均为其诗伴。
何绍基在《九日马王庙和（罗）研荪韵》一诗中说：“多少过江诗酒伴，前游十载笑匆匆”，诗旁有自注题曰：“岳麓登高者颇多”。
何绍基并称，他的好些诗朋酒友，有的不但在重阳那天登岳麓山，还往往在田家住宿，饮宴，大概相当于今天去农家乐。
只有像易棠和他这些年纪已大的文人，因不愿“挤划子”过江，才只好和朋友一起在定王台、天心阁，边登高边饮酒了。
晚年何绍基卜宅化龙池蟠石山房，相对于其他朋友，何绍基算是一个没钱的老人。
住在化龙池的何绍基极爱菊花，化龙池房宇却极狭窄，无园圃可以艺菊。
他的朋友、从浙江巡抚任上“退休”的胡兴仁，用“退休金”买下通泰街蜕园，“种菊十亩”。
重阳节前，请何绍基看菊，何绍基吟诗时埋怨自己无钱买到可种菊的庭园。
胡兴仁便请仆人在他所住的长沙城北通泰街园林内挖出“一担三十窠”菊花，送往城南化龙池何绍基的家中。
在这个有诗有菊花的重阳节，何绍基把菊花全部摆进自己的陋室，并写诗说：“请菊入我屋，伴我岁寒时”。
为食新河鸭，甘做碧绿鲫
与“三月三”相对庆的九月初九重阳节，本是登高辟邪的好日子。
到了晚清，重阳节俗讲究的登高辟邪的、的禁忌在大知识分子心中似已“祛魅”，长沙的一帮文人在重阳节时不但不去登高，反而选在了长沙城北开福寺旁的碧浪湖水滨过重阳节，一切只因有位湘军将领陈海鹏“退养”后，就在开福寺旁的新河养了不少肥鸭。
肥鸭最宜秋食，前一阵子看到有人写七月半中元节风俗，讲长沙有七月半中无节吃鸭风俗，这应当是今天的写作者，胡说八道编造的。
随意翻阅清代同治六年的《宁乡县志》，那里面就说，“新鸭必过重阳食，即不腥”。
不少志书中多记载，重阳节时，长沙城内最是流行吃鸭子。
晚清时期，长沙的文人们似乎特别好吃，太水灵时聚集了一大群爱吃鸭子的文人吃客。
到了晚清同光年间，忽然长沙城北开福寺畔，又有一位有钱的退休将军自己养了鸭又愿意作东，请文人们在重阳节时来他家中开怀大啖。
文人们自然会乐意赶赴这样的宴会。将军陈海鹏就这样邀约来长沙城内的不少文人雅士在重阳这天，于开福寺碧浪湖边大开重阳吃鸭大诗会。
有一年，新河碧浪湖边举行的吃鸭诗会中。有个未被邀请加入重阳鸭宴的名士王雁峰就特别题诗说：“长沙近事君知否？碧浪湖边多鲫鱼”，讽刺长沙城内赶赴陈海鹏鸭宴的好吃名士们如过江之鲫一样多。
晚清名人郭嵩焘完全不管不顾王雁峰的讥嘲，他一心要赴新河重阳鸭会，并且在当时的湖南做旧诗的诗人多了去了。
郭嵩焘吃鸭后并顺便也就作诗“反击”王雁峰说：“重阳九日菊花尊，莲社曾为长老言。我亦鲫鱼甘受饵，君如鸥鸟独辞温。将军筑室花光绕，古寺临江水气昏。诗老自夸游岳遍，岂知柰院有沙门。”
当然，热闹的聚会，因陈海鹏年老去世，碧浪湖边重阳诗声渐觉稀疏，虽然陈海鹏的孙子也曾举行吃鸭宴，但此时的鸭宴也无法比拟陈海鹏时的声气。
每到天气稍微晴好的秋日，仍有风雅老人王闿运等偶或亦或与会鸭宴，昔日开福寺旁的繁华，却已渐渐散尽。
光绪二十七年（年）重阳节前，王闿运又来到北门外的开福寺旁，这个白胡子老倌徘徊碧浪湖边良久，慨叹养“新河鸭”的陈海鹏所筑三幢花木环绕的房屋，已经易主，当年重阳节他们观赏过的孔雀也已多半已送人，如今开福寺内仅剩下一只雌孔雀。
此时，寺门正好大开。开福寺和尚们认得了这位名闻天下的湘绮老人，和尚们遂请王闿运入庙歇息，此时，长沙的风气已经大有转移。
开福寺和尚们的对答交接也然变得十分时尚。他们竟问王闿运，“您是喝咖啡还是喝些酒？”（幸亏他们没有学我们中学时学的英语句式）。
王闿运在这次重阳节开福寺之游中，点了咖啡，并吃了些“洋饼”，可见时尚化的浪潮已涌入中国内地的长沙，不可遏止，但好在重阳节的风俗仍在。
4进入民国以后，重阳佳节旧俗，当然遭遇了近现代时尚化浪潮拍岸的袭击，但长沙人对于重阳这一传统风雅的老节日似乎情人独钟。
何况进入民国后，长沙城中仍留有大量遗老遗少，他们多数加入到著名的爱国诗社团体“南社湘集”中，每到重阳佳节。
这群遗老遗少常因吟诗作赋大出风头，当时的社会，也对他们给予了足够我的尊重和重视。
长沙《大公报》《湖南国民日报》《晚晚报》《大湖南日报》等，无不为他们诗作的刊发，留下版面。
当时，最著名的酒楼曲园、潇湘酒店、玉楼东、怡园、挹爽楼、新怡园、奇珍阁、燕琼园、营养餐厅，都极其欢迎长沙城内名士派的老头们结队前来进行重阳雅集。
当时，有酒楼就曾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吃吃喝喝，当然报纸刊发新闻，也算替酒楼打了广告，酒家也常常会获得名人们的重阳觞咏墨宝。
只在行业内出名的名厨，也有因诗人品题赞赏，一夜之间，家喻户晓者。
上世纪20年代末，长沙名厨毕河清在南正街大古道巷口新设酒楼燕琼园，开张不久即遇重阳佳节。
当时，湘城名流汪贻书、陈继训、黄黄山、吴士萱、黄芥枚等就在该店举行了一场重阳雅集。
古欢老人吴士萱酒酣之际，品尝到毕河清用琼脂（当时称洋菜丝）等制成的甜品“菊花莲子芙蓉羹”，当场笔走龙蛇，赋诗书赠老板毕河清诗曰：
操刀岂为稻粱谋，且法庖丁学解牛。
醉卧长沙君莫笑，菊羹和酒傲王侯。
毕河清大名及小店燕琼园之名，经过报纸作为名人名闻宣传，一时名声大振，闻名遐迩。
年重阳节，长沙举行南社湘集，到会社员20余人，先在中山图书馆摄影茶话，随即赴奇珍阁会餐。
菜单为著名食单撰写者萧石朋所开，座间又因奇珍阁菜味适口，众人归功萧石朋的菜点得确实好。
吃喝之时，李洞庭等诗家发起分韵，各位社员拈一韵字，限三日内交齐重阳诗稿，择优在《湖南国民日报》副刊“国民公园”刊发，逾限者罚做东道。
在这些遗老们的重阳诗中，他们狠狠地给奇珍阁鼓吹了一番。
白话文运动在年后的长沙广为推行，但长沙城内，不但老年人，即便年轻人，“国学功底”亦复不弱，重阳佳节，文人雅集，吟诗作赋，在当时也是长沙文艺青年的爱好之一。
长沙青年作家高曼君就曾记事说，重九日，长沙“除掉登高以外，还有饮酒持螯、赏菊赋诗，种种消遣，不一而足。前年和去年重阳，我同荦如、轺生、壶公及几位年轻友人，聚在一处的，拼命喝酒，剥螃蟹，吃醉了，拿笔大做重阳歪诗。”
易君左在27岁重阳节登岳麓山后也作有一首著名的诗，诗曰：“不是名山不浪游，不忧多病不悲秋。醉寻红叶不知处，笑问青山识我否？自是友朋同骨肉，由来士庶傲王侯。他年更上衡峰顶，五岳低头一望收。”
易君左的诗是写得好的，当然他后来去和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好是易君左“不识时务”的“宝里宝气”之举了。这是后话。
民国长沙重阳菊花会的公益新风
晚清民国时期，时尚浪潮拍击传统节庆习俗的堤岸，卷起千堆雪，现代文明萌发的公益时尚元素，竟在传统重阳节庆习俗中，生根发芽，开出美丽的花朵来。
长沙种植，尤其在重阳展示菊花之俗，来源甚古，南宋时人沈竞，即在《菊谱》中说，长沙菊花有黄、白和紫三色，菊花品种有十二种以上之多。
“黄色（之菊）曰御爱、笑靥、孩儿黄、满堂金、小千叶丁香、寿安真珠；白色曰叠罗艾叶球、白饼、十月白、孩儿白、银盆；大而色紫者，曰荔枝菊。”
清代嘉庆《善化县志》记载长沙重阳旧俗时说，“九月重阳…畜菊家，层累花钵，各色诸备，谓之菊屏”，可见重阳节展示菊花，让暗香盈满长沙人之袖，已成清代中期长沙重阳风俗。
年，湘潭人易雨恂在长沙小东街(今中山西路）旁的连升街创办了一家慈善机构孤儿院。
从年起，因经费无着，无人肯接手这项公益慈善事业。
这个“烂皮球”一直踢到了年，最终曹孟其接下了孤儿院。办一个培养一两千人的公益慈善性质的孤儿院，当然难办。
曹孟其在每年重阳佳节尽心尽力筹办“菊花会”，筹集到长沙城内众多慈善捐款，自此湖南孤儿院基本不必“仰赖政府余荫”。这是长沙重阳佳节办的一件大好事。
湖南孤儿院举行的第一场重阳菊花会，是由孤儿院曹孟其及楚怡小学校长陈润霖发起，并由曹孟其与张辉瓒等联名遍告在省官绅前来重阳赏菊，它的目的在于发放认捐的“菊花券”，向湖南省会的社会各界求助。
曹孟其在日记中就明白地记道：“谓之赏菊，实则募捐”。
孤儿院“菊花会”菊花展的菊花，大部分来源于孤儿院韭菜园分院（就是今五一路旁的省政府二院）种植的菊花。长沙知名湘剧演员也被请来在菊花会上义演。
于是，“重阳菊花会时，士女往来，衣带相接，院中陈百戏，省内名优献技，场无隙地，曲终人散，自孤儿院左至浏阳门，右至小吴门，街车亮尽，道旁啧啧。”
曹孟其在日记中说，菊花因是楚怡学校的校花，所以他把牡丹列为孤儿院的“院花”，并想停开菊花会，大办牡丹会。但牡丹难养，菊花易活，并且重阳节时，菊花最能激起人们的慈善之心。
以重阳菊花会的方式向社会名流进行公益募捐，虽有千难万险，但最终支持了孤儿院一直开办到新中国成立之妆，重阳节菊花会这项公益慈善活动，无疑为长沙的重阳节增添了时代时尚的新内容。
菊花在过去是传统佳节重阳的标志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长沙每到重阳，政府多会在天心公园，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晓园公园、南郊公园、岳麓公园等处，举办菊花展。
烈士公园的园艺家李玉章、马王堆省干疗养院老花翁张国森都是艺菊高手，也因为他们在重阳菊展中贡献颇多，而一度为长沙市民所熟知。
朝南岳、重阳酒及其他
秋收后，尤其中秋后，以至重阳，长沙及全湖南，乃至周边省份民间，颇流行朝南岳之俗。
南岳衡山，为五岳之一，历代以南岳能出云雨，产材木，有益民生，而为一方之镇，故南岳载入祀典，依时祭之。封建王朝，国家礼制，在每岁春秋仲月，守土官必诣庙致祭，国家有大庆典则随时遣官致祭。此后民间俗信认为东岳主生，南岳主寿。
凡人俗子，在俗信中形成了在每年阴历八月后至九月初，为上南岳进香之期。凡想为父母及祖父祖母求寿者，及为子女求长生者，纷纷在仲秋之月后前往南岳，此后进而又形成了到南岳去求福禄、去求子或者求治疗疾病者，又有还愿者亦须纷纷前往南岳。
于是，每到秋收之后，尤其中秋前后，从长沙等地前往南岳的路途之中，男女混杂，奔走若狂，鄂、赣、皖、苏等省男女，在此时相率来朝南岳，“项背相望，南岳的热闹，乃至无与伦比”，南岳附近数十里内的镇市，自秋徂冬，皆无昼无夜。
卖香烛纸钱酒果者，以及各种旅行礼神必需之物无不利市三倍，茶店饭店人满为患，以至至今南岳素食仍名闻全国。
据记载，当年从长沙到南岳路途中的茶馆饭店门前，最让外国人称奇者，是每家饭店前必置办一个巨大香炉，用以为朝山者炷香之用。
当年，朝南岳者，每个人手中必时刻捧一炷香，客人入客店休息，即可随手炷之炉中。
最兴盛的时段，据民国初年统计，长沙南郊往南岳路途的路边客店所积炷香之柄每日可得二三十斤至五六十斤不等，家家如此，香客之多，可以想见。
朝南岳者，在朝拜之前，必须自我审视自己为何人而朝南岳，又为何事而朝南岳，预先写好礼文申祷，为父母祖父祖母朝老岳者最多，此时又须审视他们之是否还活着。
仍在世间生活者，为朝清香，身着青衣、红衣外，一般胸挂黄袋；为已故父母亲戚朝香者为朝亡香，朝亡香的人，必须在帽檐边缠黄布一小幅。
为亲戚朋友求香者，其行走一般与通常人无异。但为父母求香者，“以木作小凳，高约三寸，其上插香三，称‘凳香’。父母在，着红衣；父母亡，着青衣。为父母求福者，例必进香三年。第一年，手持凳香，三步一拜；第二年，五步一拜；第三年，七步一拜，称‘烧拜香’。虽头肿膝烂，负天雨地，亦莫之顾。其心固可嘉，其愚诚可怜”（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长沙人朝南岳前，多先前往定湘王庙谒拜禀报。
革命老人徐特立是长沙五美人，在其公开发表的《我的生活》（徐乾整理）等长文中，徐特立老亦谈到，他在16岁时，也因伯祖母生病向南岳许愿，故和本乡十余人，租一小船，乘船前往衡山朝南岳。
凡是前往南岳朝香者均须斋戒，而留在家中的家人也需要吃素。
民国迷信认为，如果不如此，前往南岳朝香者即可能在路途中遭遇病痛或亡。
朝南岳的长沙人家，门前旧时也需插两面南岳进香黄纸小门旗，家人还需对空炷香，不能间断。
朝南岳之风在清代及民国蔚然成风，故从晚清起，每到中秋之后从长沙前往南岳的主要道路集镇旁为香客服务的摊点甚多，蔚成集市。
也有长沙小商贩前往南岳镇做生意。而南岳出产的黄精和盐笋及各类南岳盐菜畅销于南岳镇上，亦风行长沙城中。
朝南岳，跪拜香之俗，晚清民初极为引人注目。在长沙创办雅礼学校的美国人胡美对此也有记录，并拍摄有“朝南岳”风俗相片。
年9月5日《湖南国民日报》载，“南岳为名胜之区，每年秋季，各方仕女，来往朝拜香，不下二十万人”，可见虽经战乱及政府努力移风易俗，朝南岳者依旧人数众多。
长沙城内小古道巷虽有南岳行宫，但主要为衡阳船帮煤帮行会所在，在此亦有市民前来遥拜南岳还愿者，但为数并不太多。
今天街道所刊刻的说明，实际上是错误的。
重阳节时，长沙人又有做重阳酒之俗。重阳节时所做之酒，至春季开坛，则称杜鹃酒，至第二年重阳开坛，则称重阳酒，其味最是甘洌香醇。
重阳过后，天气已寒，时已逐渐入冬，岁时娱乐消闲活动，自此多转入室内。
任大猛
长沙美食写作者、长沙民俗研究者
长沙图书馆“声音图书馆·口述长沙”项目顾问
延伸阅读：
“偷粪的站哒！”——老长沙的『5号』故事
岳麓山的原住民：山把他们养大，他们记录着山
城北诗唱
在长沙跑『江湖』
年，父亲用长沙话给罗素做翻译
少年在八十年代初的橘子洲
流落于纽约的长沙帛书
常德到长沙的小火轮
你可能在岳麓山上路过他的墓，却不识他本人
太平街28号：一座宅子长出城的模样
我和我的外乡人，在长沙
来源
长沙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