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反修，男，79岁，兵器工业2O3所，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国家科技成果特等奖获得者。
今年，我己经79岁了，年龄越大，小学的生活反到是历历在目……生活是充实的，又如同梦幻一样……
文│刘反修
年暑假后，江苏徐州丰县城北刘小营村小学开学了。第一天，我挎着娘给缝制的新书包，穿着一身崭新的粗布衣裳，兴高采烈地上学去了。
刘小营村原来是一个大寨子，四周有寨墙，四角有四个大炮楼，还有东西南北四个寨门。村里文化更是源远流长。民国以前有多处私塾，出过许多秀才，举人。村里小学成立于年，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完全小学，周围邻村初小毕业的学生大都要到我们村上高小。那时农村根本就没有幼儿园，更没有学前班。我这个像野马一样的顽童，一下就关进了学校这个大笼子里，既高兴、敬畏又非常不适应。
每天必须早早起来到学校去上早自习，再也不能随便睡到自然醒了。如果迟到了，轻则被拒之教室门外罚站，重则挨打。因此每天我被娘叫醒去上学时，总是要哭，抱怨娘叫晚了。当我长大后，娘回忆起那段时光时，说我是早叫早哭，晚叫晚哭，没有不哭的时候。
在被学校圏起来一个多月以后，实在受不了这种拘束和先生的体罚，我开始逃学了。不去上学，跑到邻居家和要好的小朋友玩耍。娘几次叫我，我也不听，气得她没办法。后来我二哥去找我，我藏在邻居家的席筒里，跟二哥玩起了捉迷藏。最后还是把我找到并将我交给了大哥。大哥扯着我的胳脯往学校拽，我还是挣着往后缩，不愿意去。气得大哥打了我三个耳光，我再也不敢后退了，乖乖地跟着他去了学校。由于父亲早逝，长兄如父，大哥在我们心目中是很威严的，弟弟妹妹们都尊重他，也怕他。我这辈子也非常感谢他的三个耳光，使我确定了读书的方向。
我们的小学在村子的西南角，它的南边和西边紧靠着一个大水塘（大家都叫它官坑），占地约有十几亩。学校的南东北三边均为教室，西边有一座二层的楼房，楼上为教师的办公室，楼下也是教室。校园中间是个大场地，为学生们课外活动和开大会的场所。当时的校长是刘尔缙先生，有十几位先生（我们那里都称教师为先生）；我的第一位班主任是刘崇修先生。一年级的同学大约有四十多位，绝大多数是本村的小孩。现在能记得起来的有：南门口的刘修宝（本人原名），刘匍修，刘永辉，刘永争，刘永勤，刘遵元等；东门口的刘永先，刘永强，刘永智，刘永杰，刘修清，齐继昌，葛华光，李洪山等；西门口的刘德劝，刘德勋，刘德洪，刘永元，刘勤德，徐清琴等；北门口的刘修谦，刘修美（女），刘修蔼（女），刘棠修（女），王兰升，戴为灿，李本成，李成华，渠清泉（小名螃蟹）等。还有邻村后司营的高念民，董中正（后因犯讳当时委员长蒋中正的名字改为董中宽），董中佩（女）等等。
小学一，二年级的学习用品非常简单，只有两本书：语文和算术；文具只有一块石板和几支石笔。练习写字和演算算术题都在这块石板上，写满了擦掉再写，像微缩的小黑板一样。每当考试时先生要收一大摞石板判卷。石板是用颜色较深的片石为材料做成大约25x15CM的长方形，四周扣上木框进行加固。石笔是用性质较软颜色较浅的石条做成。只有到三，四年级才能用上铅笔，毛笔和纸张。
我们的县城（丰县县城）早已于年5月被日本鬼子占领，但广大农村仍然由国民党领导的县武装（县常备队，老百姓都叫他们“县常”）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老百姓都叫他们“八路”）占领。当时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学校名义上还是由国民党县政府领导，教学课文多为抗日的内容。每天升青天白日国旗，唱三民主义国歌。在上课期间，学校派学生到校南边寨墙上轮流站岗，若发现鬼子下来扫荡，就赶快报告学校，马上放学疏散学生。
我清楚的记得上学第一课语文，学的是一个“人”字。第二课：中国人。第三课：你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他是中国人，大家都是中国人。在二年级的时候，有一课课文叫“送哥参军”，内容为：“小口袋装干粮，我送大哥上前方。大哥前方打日本，千万不要想家乡。别想爹，别想娘，别把嫂嫂挂心上。几时得胜回家转，民族英雄多荣光”。课文下面还有一幅插图，一个小男孩，一手提个小口袋，一手牵着一匹高头大马。马上端坐一位青年，胸前戴着大红花，很骄傲的样子。此情此景历历在目。
这时期所唱的歌曲也多为抗日救国歌曲。如《救中国》，《流亡三部曲》等等。有一首歌叫《游击队歌》，歌词大概是“游击战，游击战，敌人的飞机大炮一起来，我们要用游击战。先割了电线，再把路挖，叫他们想战也不能战。每个战士一杆枪，到处都是最前线……”。还有一首歌名忘了，歌词为“一九四四年，胜利说不完，莫索里尼完蛋了，希特勒不久也要完……”。还经常排演一些抗日的活报剧，如《放下你的鞭子》等。这些对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自己比较调皮，与刘德争、李洪山号称学校三大怪杰。平时学习不太用功。但在考试前尚能突击复习，临阵磨刀，考试成绩还能在中上等水平。整个小学期间只有在三年级的时候得过一次年级第三名，奖品是先生自己用白纸装订的笔记本。当时还是特别高兴的。
记得大约在升三年级的时候，本班人数太多而下一班人数又太少。我们班有近一半人继续留在二年级学习。当时我因走亲戚报到晚了几天，入学后才知道我也被编入二年级。我非常不愿意，大胆地找到先生申诉，要求跟三年级。班主任先生也很喜欢我，说这孩子很聪明就上三年级吧，我高兴地跳了起来。
年末，日本投降前后，新政权尚未建立，学校无人管理，暂时停了课。全村一百多学生无学可上。村里一些有责任感的先生自发地组织起补习班。全小营村东西南北各片都很快组班开课。我们的教室在村东南片刘永锋先生家南院里。此院是他家喂牲口、放农具、放草料的房子，腾出一口屋来作教室。此屋只有一个门和一个小窗户，四壁墙都是黑的，光线很暗。但能有这样一口房子做教室已是很不错的了。学生自己带桌子板凳，一、二、三年级学生同室授课。有三位先生，我的堂哥刘修道是其中之一。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叫我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时家里很穷，我的上学用品全靠娘纺赚棉挣点钱开销。（我们村每两天成一个集市，这集买了棉绒子，就抓紧时间纺出线来。因为白天要干家务和农活，只有晚上才有功夫纺线。娘和大我四岁的姐姐一起经常要纺线到半夜甚至到五更才能纺完，等下一个集赶快将线卖掉再买棉绒子纺线，周而复始。就这样将赚得的钱供我上学用。）那时我们已开始学写大字，我向娘要钱刚买了一锭新墨放在教室里，不知让谁拿了去。我非常悲痛，大声痛哭不止。堂哥看到了，赶快给我买了一锭新的，并劝我不要哭，这使我永远感激堂哥。
年七月三日八路军攻克丰县城，家乡第一次解放。各区、乡、村建立了人民政权。农救会、妇救会、模范班（民兵）、儿童团等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成立。减租减息相继展开。斗争土豪劣绅，给他们戴高帽游街也时有发生。此时盘踞在外围的国民党军则组织还乡团，黑杀队对解放区进行骚扰，屠杀。使得老百姓终日提心吊胆，生活不得安宁。
年下半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大举进攻解放区。当年九月八日我们那里共产党领导的各级组织和武装力量全部北撤，地方又沦为国民党统治区。很快学校又开学上课了。此时的校长是刘德伟先生，教导主任是王光祖先生。每天仍然升青天白日旗，唱三民主义国歌。当时的政府都在全力搞内战，给教师发不了薪水，没办法学校只好向学生收取粮食给教师发薪，名曰：尊师粮。由于连年战乱，多数学生家境也很贫寒，无法交上尊师粮。因此每次开全校大会王光祖主任都说：关于尊师粮问题……，催促大家缴纳。为此，大家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尊师粮”。
我家当时在我大哥主持下，勤劳耕作，日子逐渐好起来，把我父亲在世时典当出去的土地赎回了一些。在农闲时还用自己家的粮食和红芋加工成粉条、粉皮等到集市上去卖。这样家中的农活就很忙了。假期，我这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要全天帮家干农活。割草、拾柴、看护庄稼等力所能及的活都要干，有时还要到集市上看摊卖东西。就是上学期间也经常要请假帮家干活。记得有一次雨后抢种，这活儿必须三个人同时操作，大哥又要我请假。我虽然很不情愿，但还得服从请了假跟着大哥二哥下地播种去了。大哥摇耧（我们那里有一种叫耩子的播种机，有三条播种的腿，驾驶人要不停的摇晃耩子，使下种均匀，这叫摇耧），二哥牵牲口拉着耩子往前走。我则在后面牵着驴拉着有三个石磙子的砘子将种子压实。第一次干这活，非常为难，经常走不直遭大哥训斥，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干了下来。
这期间，有一次大哥跟别人去徐州买东西，带回两支钢笔给了我一支。这是我第一次拥有一支新钢笔，高兴得无法形容。另一件事是学校号召学生做校服，娘告诉我，大哥已经答应给我定做。我心中暗暗高兴，耐心地等待着，左等右等也不见有新校服送来，一直拖了很久，也就不了了之，这也是我童年的一大憾事。
年十一月七日，丰县城第二次解放，从此一切都换了新面貌，学校很快就复课了。记得新任校长是刘崇修，我们的班主任是刘德森先生，数学是刘金德先生，历史是周建业先生，还有刘德然先生、刘德崇先生、宋光第先生等十几位优秀教师。由于刚解放，还没有新教材，各科都是任课先生自己收集编写。我们的语文先生就是刘德森先生，他的文学修养很深，所选编的课文都是过去的名篇。记得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冰心的《梦》，刘半农的《学徒苦》，杜甫的《茅屋被秋风所破歌》，白居易的《卖炭翁》、《慈乌夜啼》等等。他对我们要求很严，对每篇好的课文要求必须熟练背诵，这使我们受益匪浅，直到现在我还能背诵这些诗篇。还有一件想来很可笑的事，先生出了一道作文题“我的志愿”。
我写的是：我愿做一位穷孩子的小先生，教他们读书写字学文化以后成为有用的人才……。先生上课评判大家的作文时很生气地说：许多同学写的很不像样子，不知道在说什么；有的竟然还想当穷孩子……。听到此我心中一跳，心想这不是我作文中的半句话吗！讲评以后，先生将文章写的不好的同学一个个叫上讲台点评几句，然后发给作文本回自己座位。当叫到我时，首先让我伸出手来打了我几下手板，才很生气的问我为什么要当穷孩子！我委屈地回答说我是要当穷孩子的小先生。先生重新翻开我的本子仔细看了一下，消了气，还我本子让我下去了。语文先生教学严谨，知识渊博。特别是对古典文学很有研究，对我们所学的课文讲解得非常透彻而生动。他是我最敬佩的教师之一，现在还经常怀念他。每当背诵他教的那些文章时，不由地就想起了他的音容相貌。
在此期间，学校经常组织各种活动。特别在“五四”青年节的时候，全校高年级的学生打着大旗排队到九里以外的区政府所在地——欢口镇参加纪念活动。一路上大家唱着歌，有说有笑。路边一尺多高的麦苗正在扬花，彩蝶到处飞舞，一片祥和气象。会场上各校学生相互拉歌，此起彼伏；大会上，各级领导讲话，还进行演讲比赛。一天下来，大家兴高采烈。一点也感觉不到累。
为配合形势教育，学校还经常排演一些文艺宣传节目在村里演出。大型话剧《解放》是最成功的节目之一。大致内容是穷苦百姓受地主劣绅保长压迫而求解放的故事。台下观众为百姓受的苦难而同情落泪，为反面人物的罪恶而叫骂呼喊，场面十分动人。还有一出古装戏剧，那是与村里的业余戏剧班（我们那里叫玩局）联合排演的，戏名叫“九件衣”。内容大致是：恶霸地主花之芳（外号花花太岁，由我班同学周建良饰演，他年纪虽小，但唱腔洪亮，深受大家的赞赏），家中九件衣被盗。花家污蔑是丫环春红所为，春红被残酷迫害致死。最后真正偷盗者申大成成了农民起义领袖，打倒了恶霸地主花之芳。
周末大会，也叫周会，学校经常组织一些文艺活动，有讲故事、说快板、唱歌、戏剧清唱等。最受人欢迎的是根据学校真人真事编写的“两句半”，往往让大家捧腹大笑。其中有一句是“某某某，在太平洋里，下跳箔”（下跳箔在我们那里是一种捕鱼方法。用渔网将小河横向拦住，上面铺上箔，逆水上游的鱼儿就会自动跳上来被捉），引得大伙大笑不止，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先生们也亮起嗓子唱起了京剧：苏三离了洪洞县……；劝千岁杀字莫出口……等等。这使我们在边远的乡村第一次听到了国粹京剧，也跟着哼哼几句。
学校的体育活动开展得也很好。篮球活动那是学校和我们村有悠久传统的运动项目，师生一同上场，双方竞争激烈。围观师生，给自己喜爱的一方加油，高声呐喊，欢呼雀跃，场面十分热烈。乒乓球活动设备非常简陋，两只凳子架上一块黑板，黑板中间放上一溜砖头，双方各拿一块自制的木板就可打起来。裁判大多为先生，裁判用语还都是英语，如out(出界)、dab(连击)、net(触网)等等，许多英文单词就是那时学的。
由于是解放初期，各地的学校还不完善，本村在外地上学的高年级学生都回来了，周围邻村高年级学生也大都集中到我们学校来学习。记得插班生有刘修琴（女）、蔡可静、张桂兰（女）、张义路、宋翠芝（女）、宋素媜（女）、李德侠、李淑霞（女）、张义路等等。班上人员大增，也热闹起来。
六年级的课程是很紧张的，特别是数学，分数、繁分、速度类、植树类、鸡兔类、年龄类、利息类等等，弄得人头昏脑胀，一时很难接受下来，只得课后抓紧时间复习。小学快毕业了，为了迎接毕业考试，抓紧了学习。晚上学校没有条件上晚自习（我们那里叫上灯课），就在我家里一间屋内放一张方桌（八仙桌），我和甫修、永辉、永运四人各占一边，开始了紧张地学习。每天都要学习到很晚才休息。
年初夏，全区应届毕业生集中在常庄村统一考试，称“常庄会考”，考试及格者发给小学毕业证。我和本班近半数同学取得了毕业证，相当一部分同学没有毕业。整整六年的小学生活就此结束了。以后严酷的升学之路在等待着我们。
六年的小学生活，有许多要好的同学一直使我怀念。
刘甫修，是我家东边的邻居。他年长我一岁，从小我们在一起玩耍。我经常到他家玩，他的母亲是一位非常慈蔼的老太太（我叫她大娘）。记得每逢过年大人们都聚在一起吃大席、喝酒。我们一群小伙伴也各从自己家里拿来一些半成品菜，由大娘再制作成几碗放在小饭桌上，伙伴们围在一起大吃大喝起来。有时也会从家里偷拿一点白酒，大家开玩笑似的胡喝一气。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俩一直保持联系，逢年过节互致问候。
刘永强，我们两家住的距离虽然远些，但在学校我们是要好的朋友。他母亲早逝，父亲长期在外不着家。兄妹三人全靠一位姑奶奶抚养。我很同情他，经常到他家去玩，他也经常到我家玩耍。记得有一次暑假我一个人在地里看瓜，晚上我在床上睡着了，他和几位同学连床带人抬到很远的地方，等我醒来都不知东西南北了。第二天才知道是他们几个捣的鬼。在以后的岁月里，由于各种原因失去了联系，虽经各方查找，始终未能联系上。时隔半个世纪直至年拐了许多弯子才在徐州找到他的地址和联系电话，了却了多年的心愿。以后相聚，畅谈往事，无不感慨万千。
周建良家在我们村西南方向距我村二里路的何屯村，他是我初小以后直到毕业的好同学。我俩性格脾气比较一致，都爱调皮，所以总能玩在一起。两家距离虽远，我还是经常到他家去玩。有时爬到他家的小土楼上，玩那里放着的手榴弹，一点也不害怕。有时我也带着他到我大爷（伯父）家的桃行去偷桃吃。真是玩得不亦乐呼。记得他送我一支短笛，我爱不释手，练呀练得都能吹简谱了。以后上了中学大学就没再练，半途而废很是遗憾。小学毕业以后，他考取了军队财经学校并参军工作。我在中学毕业以后考取了北京航空学院。在此期间他给了我很多无私的援助，使我度过了难关。终生难忘！
蔡可静是我高小时的同学，个子不高，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他住在我们村西的刘庄村。因小时丧母，生活在外爷爷（外公）家。我跟他去过好几次刘庄村，那里距复新河很近，树林特多，林中有很多鸟和鸟窝，总想在那里捉几只雏鸟来喂养。他很聪明，学习好，对我有很多帮助。一起玩耍、学习使我们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初中时他高我一班，我们又同学两年。虽然不同班，但课后经常在一起玩耍，有时还到街上买点小零食吃。买一碗粥分着喝，买一块红芋分开每人一半，亲如兄弟。考高中时，他因身体原因，未被录取。几经周折，无奈考入了师范学校，早早地参加了工作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在我上大学期间，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以后工作的几十年里，从未断过联系。但因各有所忙，未能相互拜访。
直到年5月我们都退休了才有机会相聚。我邀他来西安我家，玩了一个多星期。虽然时间短暂，但已心满意足了。同年秋天我又去了单县他家，参观了单县古迹牌坊，喝了有名的单县羊肉汤。玩了几天，恋恋不舍的分开并约定明年再会。天有不测风云，年底他查出得了肺癌晚期，几次我要去看他都被他婉言拒绝。不幸于年9月3日去世。没能最后见他一面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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