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与天津向称姐妹城市。《畿辅通志》云,天津“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江淮赋税由此达,燕赵渔盐由此给,当河海之要冲,为徽辅之门户”。这虽然是对明清时代天津地位的概括,但亦适合天津形成以前的情况。天津及其周围地区所以得到发展,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它本身的自然、地理形势;二是南北运河的开通;三是北京地位的上升。实际上,这三个原因是三位一体的,都离不开北京的历史变化。
天津的今名(也就是正名)就叫天津,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它的古名、别名就多了,计有直沽、津沽、沽水、沽河、沽上、丁沽、海津、析津、三津、流津、津门、津关等十几个名字。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东部,正当海河上游的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等五大支流汇合之处,不仅是华北出海门户,也是从海上进入北京最捷便的通道。南有大运河以通江淮之利,北控山海关以达松辽平原,在现代交通工具尚未出现的古代,天津地区实为沟通南北、拱卫京师的切近肩钥。天津的这种门户作用,不仅因其地当海口,更重要的是得利于海河水系。然海河水系并不完全是自然形成,而是与古代战争及运河疏修有关。
据考古部门测定,天津在四千年前还是渤海的一部分。直到据今四千年时,全新世海浸结束,天津平原自张贵庄以西才开始形成陆地。大约在夏商之际,传说中的禹河(即现在的黄河)开始成流,并在今天津与宁河之间入海,直到周定王五年(公元前年)方才迁离。黄河泥沙造陆,奠定了天津平原人类生活的基础。战国时,天津地区已是古燕国的组成部分。《史记》说,燕多“渔盐枣栗之饶”,这渔盐之利显然来自渤海沿岸,天津平原与北京的最早联系正从这时开始。
解放后天津地区出土的大量燕国铸币“燕明刀”,正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由于在西汉末年发生了一次巨大海浸,使天津历史文明又被鱼虾世界再次代替,北京地区与天津地区刚发展起来的联系又被中断了。后来,海水渐退,大约到东汉末年,这片土地又重新恢复起来。但直到汉末,华北平原诸水大都各自独立。自南向北有清水(古白沟,今卫河)、漳河、呼池河(今滤沱河)、瓜水、易水、巨马河、漂水(今永定河)、沽河(今潮河)、濡水等。这些河流大都分别入海。华北平原河网交织,南北方向的水运交通并不便利因而,天津的枢纽作用尚未形成,幽燕虽为军事要地,但其作用受到很大限制北京与天津地区关系真正密切起来,是从中原王朝把北京作为向东北开发的基地,并修通华北地区运河,继之连接江淮而开始的。这个过程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华北各水的沟通和海河水系的形成,这从曹操伐袁氏诸子和征乌桓开始。汉末,河北是袁绍势力范围,曹操欲取河北,而粮草多屯淮上,为将这些粮食运至河北,必须打通由淮河至黄河,乃至整个河北的南北水道。据《资治通鉴》载,建安九年春,“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淇水出太行山东南流入黄河,曹氏在淇水与黄河会流处(今淇县南)以大坊木作堰曰坊头,遏淇水,使之转向东北流,与清水相接谓之白沟。再东北至沧州附近与漳水接合流入海。
这样,淮河粮米便可经颖水,入菠荡渠,进黄河,再经白沟达河北中部，于是,一两年内连败袁氏诸子,黄河以至幽州尽为所有。袁尚逃入塞北,依乌桓谋复旧地,曹操于是击乌桓。因此于建安十一年“凿渠,自呼沱入瓜水,名平虏渠;又从润河入潞水,名泉州渠,通海”。这样,原来分别入海的漳水、呼沱、流水、向河便连成一气。然后,又自润河口向东开渠入滦水(今滦河),名新河。这三条运河与原来的白沟相接,把整个河北诸水相互沟通。曹操得运粮草,一战而捷。曹操对河北诸水的沟通,造成了天津地区的水运枢纽形势,为天津后来的诞生和发育奠定了地理基础。
此后,魏、晋皆于幽州设护乌桓和护鲜卑校尉,驻节督军,大大加强了幽州的防御和对东北的控制能力,使幽州变为对全国有重大意义的军事重镇。这和天津地区水运枢纽形势的出现有极大关系。
天津水运形势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大运河的修通。隋场帝三次征高丽,需要集结军队于琢郡,再次疏修运河以供幽州军需。此前,隋场帝为游乐先于大业元年修通济渠。大业四年,为征高丽诏发诸军百万穿永济渠。大业六年,又修江南河。这样,江南潜米便可由江南河、邢沟北行,再由通济渠至坊头,又由坊头入永济渠北上,经今天津达于琢郡。这条人字形的大运河蜿蜒四、五千里,将长江、黄河与海河水系沟通。北京是这条大运河的顶点,天津则是向北京转输的枢纽。天津之津要形势已成定局。隋扬帝三次征高丽,每次数百万人皆集琢郡,所需粮草、军械都经大运河由天津地区向琢郡转输。
唐代,太宗几次征高丽,高宗灭高丽,平新罗、百济及东北诸部,又是以幽州为基地,仍由隋场帝所凿大运河输运物资。此后,唐朝长期在幽州驻节,由江南通渤海的海运事业也发展起来。这样,天津地区才开始出现专门为转输、仓储而设的军城,这就是天津以东的军粮城。杜甫《后出塞》诗曰:“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竿。运帆转辽海,粳米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与台躯。”这大规模江南物资,其接纳地点自然是在朴河入海处。天津文物工作者已在今军粮城以西发现一处唐代军城遗,边长近一华里,其上有唐代遗物。
“军粮城”可能正是当时接纳海运物资和屯集嘈粮之地。军粮城的出现,揭开了天津城市发展的序幕。也正是在唐代,天津地区还出现一个重要地名:“三会海口”。据《通典》记载:渔阳郡南至三会海口里。唐渔阳即今蓟县,南里恰为大清河、潭沱河、潮白河汇流处。三会海口很可能就是辽宋时期三汉口的前身。可见,天津早期每一步发展都与北京的军事活动有关。由于开发东北使幽州成为北方军事重镇;这个城市物资的医乏需要运河的开凿;运河的修通确定了天津的枢纽形势及其与北京的基本关系。
北京古代军事活动和运河的开发利用,虽然造成天津水运枢纽要害形势,但由于这些大的军事活动时有时无,天津水运交通和潜运活动也时兴时废。唐代虽有军粮城出现,但不过是临时屯集军粮的地方,并未形成稳定的聚落和城市。天津中心聚落和城市的形成是与北京向都城转化密切相连的。五代以后,少数民族接连入主中原。这些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既要以中原故地为首府,以便统治中原汉族人民;又不能离北方草原太远,以免失去草原基地的依托。
北京作为传统的民族融合之地,便成为理想的建都地点。但北京的经济情况又与这种政治地位极不相称,唐代中期以后,我国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长江流域。为维持北京的首府地位,要求潜运经常化。经由天津的水运活动便成为持久的事情,这就为天津地区形成稳定的中心城市逐步创造了条件。北京向都城转化的过程,也就是天津聚落和城市发展的过程。辽代升幽州为南京,作为陪都。当时黄河再次北迁由今海河入海,辽宋以白沟(今巨马河)和黄河下游为国界,被称为界河。
今天津地区界河以北属辽,界河以南属宋,被分成了两半。双方都在界河沿岸设置一些戍守的军寨,宋朝最东的军寨就是泥沽。辽代虽未在天津一带设置中心城寨,但却开辟了天津北部海岸通往辽东的海运线路,为北京和天津地区通往辽东地区的海上运输奠定了基础。金人建国,南部国界一直到淮河。燕京升为金朝的正式都城,曰中都,成为北半个中国的政治中心。这与辽南京的借都地位显然不同。这里有庞大的政府机构和军队,它不仅要从各地调运物资供给自己需要,而且负有沟通中原、华北、东北各地,调节各地区经济平衡,以稳定金朝政局的任务。
因此,内河潜运和海上运输进一步发展。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金代在今天津三汉口地区形成著名军事和潜运豪落,这就是直沽寨。当时,运往中都的潜粮大部分来自山东、河北两路。各地潜粮先入御河(今南运河),然后经直沽寨入潞水,达通州,再入闸河进中都。直沽寨成了联络河北、山东沿河诸州和通往中都的枢纽。旧志一般认为,天津聚落形成于元,“天津”地名始见于明。现据《金史》有关记载,说明无论天津聚落的形成和“天津”名字的出现,都在金朝。
《金史》卷载:“完颜佐本姓梁氏,初为武清巡检。久之,以佐为都统,咬柱付之,戍直沽寨——皆赐姓完颜。”据《金史·百官志》载,巡检为正七品;而都统则是高级军事职务,属中央都元帅府。可见,直沽寨比武清重要得多。完颜佐和完颜咬柱以戍守直沽寨有功而赐皇族之姓,亦足见朝廷对直沽寨的重视。直沽寨军民人口可能已经不少。又据《金史·河渠志》记载,泰和六年十二月,“通济河创设巡河官一员,与天津河同为一司,通管槽河闸岸,止名天津河巡河官,隶都水监。”
通济河为北运河支流,“天津河”与通济河为一司,可见应在北运河左近。大定六年,金世宗曾巡视三汉口。天津者,天子渡河之津要,天津河之名或由此来。元统一全国,并建大都于北京,完成了北京向全国政治中心的转化,这就需大量潜运满足大都需要。隋场帝所开大运河呈人字形,道路过分迂远。元代采用郭守敬之议,并用韩仲晖之策,先后修通济河、会通河,取直大运河,从江南穿淮河,经鲁西至临清以达直沽。这条京杭大运河比原来缩短一千多里。郭守敬又修昌平白浮堰,引白浮泉、一亩泉,经瓮山泊入金代闸河达通州,称之为通惠河。这样,从直沽通大都的水运更加方便了。
但运河槽运每年不过三百万石,为满足大都庞大的需要,元代又开海运,每年海运粮食达三百万石。这样一来,地处南北运河交接之地,又是海运登陆点的直沽寨,便兼有河、海两用码头的性质。这个在金代已经发展起来的军镇便空前繁荣起来,并成为附近一系列聚落和包魔的中心。有人据《三汉沽创立盐场碑记》,认为天津最初聚落起于盐户,户籍只有高、谢两户,元代直沽只有少量居民,这是不确切的。天津起于航运,盐业在金元皆为从属行业。金代这里已有都统驻守,安知没有衙属、兵丁、夫役及为之服务的居民?傅若金《直沽口》诗曰:“转粟春秋入,行盘日夜多。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说明兵民很久居此,大部分以潜运为生,故晓江南民歌。
元人减梦麟《直沽谣》亦有“纷纷道路觅街衙”之语,证明当时直沽已街衙通达,户口繁富。直沽寨很可能在辽宋之际已出现,金代成为重要军镇,而到元代,随着元大都的建立和大量潜运物资的吞吐,这里才出现空前的繁荣。元代内河嘈船一般停泊在今南仓、北仓、丁字沽一带。海运兴起后,航船巨大,需停泊于吃水更深的海河,三汉口以东地区便迅速发展起来。延佑三年,元改直沽为海津镇,设镇抚使,驻重兵戍守。海槽接运厅和临清万户府也设在这里。
当时三汉口一带,高帆长桅密集河中,两岸居民稠密,保留至今的天妃庙,不仅一般百姓常来祭祀,也是达官贵人、文人墨客过往之地。如果说金、元是天津城市的奠基阶段,那么,明代便是天津城正式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明永乐时迁都北京,每年潜运粮食在三、四百万石之间。食盐、杂货运输规模也很大。为有效吞吐、管理大量物资,天津城市建设势在必行。
永乐二年(年)设天津卫,三年设左卫,始修天津卫城,并在城北设露囤所。四年设天津右卫。弘治四年用砖包城,城垣九里十三步,高二丈五尺。明在天津设都指挥使,以指挥同知(正三品)等高级官员来管理。明代天津驻有大量官、兵,行政官吏和军人都可带家属,官、军二籍不断迁入,人口骤然增加,很快成为京东第一大城市。到明末,天津远远超过一般市镇,成为北京周围首要经济辅助城市和东部军事门户入清以后天津升卫为州,尔后又改州为府,辖六县一州。
还有许多中央派出机构设在这里。尤其是随着北京人口的急剧增长和膨胀,清政府的许多军事、经济机构设在天津,它分担了北京的压力,真正成了北京的姐妹城市。随着封建经济的衰落和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清朝中叶以后,天津城市性质也发生巨大变化,它不仅辅助北京,许多地方与北京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了北京。从以上大量历史事实看出,天津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北京。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北京这个都城的出现,也就没有天津城。
天津在古代是个渔村,渔业、盐业及航运是相当重要的行业，首先说说盐航，在我国封建社会里,盐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许多朝代都通过盐业专卖为朝廷增加财赋收入早在战国和秦汉之际,幽燕地区的渔盐就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到五代时期这项事业得到突出的发展。后唐时,赵德钧镇守幽州,为抵御契丹,特别注意积累物质财衍他设良乡县,以保证中原运来的粮晌不被契丹截获;又在同光二年(年)在芦台一带设“盐榷院”,管理盐斤生产。可见,赵德钧把粮、盐二项同样视为幽州的物质保障。
辽代更重视盐业,辽太祖阿保机降服北方诸部而称帝,就是靠滦河上游的农业基地和盐池之利。所以,当辽太宗得燕云16州之后,更重视盐业,盐业成为辽朝一笔重大收入。周世宗柴荣收复三关之地,沧州、河间又成了中原政权地盘,今天津地区宝低、武清等地盐业更得到特别重视。辽还曾在宝低设“新仓”储盐,可见当时天津地区盐的产量已经不小。
金代,由国家统一管理的行业有十种,盐业为诸业之首。《金史·食货志》载宗浩等人上书说:“国家经费谓赖盐课”。盐业收入是金中都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金在全国设榷盐院一七所,山东、沧州、宝纸三处最为紧要。天津正处于沧、宝两大盐区之间,产量很大。当时用苇席袋装盐,金政府令靖海县民采苇编席袋,每年需万张席袋,足见盐产之多。元代,随着直沽中心聚落的形成,今天津周围的盐业迅速发展起来。元朝曾设“三汉沽司”、“大直沽司”两个管理盐业的机构,逐渐成为渤海西岸盐业管理中心。
元朝在宝纸、清州(今青县)、沧州、平滦等地设兴国、丰财、三汉沽等20处盐场,自延佑元年以后,年产一般保持40万引的水平。每引四百斤,共合一亿六千万斤。元朝还设大都专卖局,天津盐不仅运销全国,还直接供应大都。明代设长芦盐运司,管理从秦皇岛到山东利津的广大产盐区。天津处在这个大产盐区的中心,设有小直沽批验所。这时,大、小直沽出现了许多大盐商和盐场主。盐场主高登,买占滩地六十多里,设盐场滩地四百多处。
天津盐不仅作为贡品运往北京“供郊庙百神祭祀、内府羞膳及给百官有司”,而且向北京交纳盐税,“岁入太仓余盐银12万两”。清代将长芦盐运司由沧州迁到芦台,又设巡盐御使驻守天津。当时已设天津县,境内有三个大盐场,灶地一千二百余顷,每年直接向北京内务府贡白盐24万斤,向内官监和光禄寺供应青、白盐30万斤。天津盐业不仅供给北京财政需要,而且供给京师日需。
古代天津渔业,是仅次于航运和煮盐的重要行业,尤其是明、清两代,天津鱼产大量向北京贡纳和销售。《明实录》卷载,正德帝时,曾派宦官毕真到天津征集新鲜鱼虾,称之为“打鲜”。清代,每年三月黄花鱼大量进京,专供应内府和高级官员。四月则有大头鱼等上市。天津胜产的淡水鱼和蟹,历史上一直是专输北京的贡品。北京一直是天津渔业生产的最大市场。光绪三十四年(年),清政府成立天津渔业分公司,统一经营由海上和内河进入天津的海货和淡水水产。天津鱼类、海货进入北京,要在通州马家桥和北京崇文门交纳税收,足见当时输运数量很大。天津地区其他农副产品也大量供应北京。小站的大米,宝抵的大蒜,静海甜萝卜,蓟县的栗子和红果,都作为特产大量输运北京。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我国整个社会性质和经济情况的变化,北京与天津的关系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以往,天津对北京来说,是纯粹的辅助性城市。北京的潜运需要和历代王朝对运河和海河的重视程度,往往决定天津的兴衰和发展。到近代,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资本主义的渗透,特别走年以后天津港口的对外开放,使这个封建时代对内转运枢纽一变而为对外通商口岸。这个为保障封建帝都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又成了帝国主义控制北京和掠夺我华北、西北资源的重要据点。
但是,如果由此认为,天津近代工业发展只受外国资本的影响而脱离北京的制约则是不妥的。特别是天津的早期工业,很大程度上仍是由于北京的需要和刺激而兴起的。首先,天津近代工业的出现,是护卫封建京都的需要。天津的工商业发展比上海、广州等南方城市要晚,岸口开放也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北京封建势力的约束。但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清政府中的洋务派想学习洋人“船坚炮利”的本领,开始制造现代军火。
年,清政府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到天津兴办机器局。在李鸿章给清廷的奏折中,曾谈到在天津开机器局的原因有三:一是为“拱卫京徽”,“以固根本”;二是因天津临近海口,购料制造较方便;三是可大规模制造火药,以“补南局所未备”。可见,天津近代军事工业的出现,首先是护卫封建京都的需要。而天津近代工业,正是因清政府官办军事工业而发端的。年机器局在天津城南的海光寺设西局,制造枪炮;又在城东贾家沽设东局,生产火药。李鸿章任北洋大臣后,从年起对之进行了六次扩建,天津逐步形成一个生产火药、子弹,修配枪支的综合军事工业生产基地,还制造行军桥船、海口布雷用的螺轮船等。
年,李鸿章又在天津建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年,从东局子分出一部分设备铸造铜币,年正式改为铸币厂。年袁世凯派周学熙筹建银元局,就是在铸币厂的基础上重建的。年李鸿章奏请在天津设电报局。年设天津铁路公司。以上诸项工业大都由清政府拨款投资并直接控制,产品主要供军需,大都不参加商品交换。但它产生了天津第一代产业工人,并奠定了天津近代工业发展的基础。天津机器局生产的产品,主要供应李鸿章的淮系军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北京的军事需要。
其次,北京的官僚和军阀的投资,是天津近代工商业投资的重要来源。北京向来是封建官僚和军阀集中的地方,以往,他们用搜刮来的大量财富在农村购买土地,在北京兴建宅邸,集聚珍宝,广蓄奴仆和妻妾。清末政治动荡,故有“五日京官”之谚。官僚们为保持自己的经济实力,不致在政治失败后失去经济支柱,开始转向天津置办产业。天津近代工商企业的超额利润又大大吸引了他们的胃口。于是,又大量投资于企业。这样,天津近代工商业便逐渐从最初的官办转为私人投资,北京的军阀和官吏成了天津近代工业的主要投资者。如袁世凯、曹馄、周学熙、一卢木斋、李纯、王占元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由此可见,从清末到北洋政府时期,北京的官吏和军阀成为天津企业的主要投资者。直到三十年代日本大量投资于天津轻工业之后,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北京对天津近代工业发展的影响不可低估。天津近代工业发展以后,又反过来影响了北京。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天津一跃而为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这对北京来说有着重大意义。北京向来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城市,在全国各大城市现代工业兴起后,它依然保持着古老、保守的特征,从来没什么象样的大工业。天津工业发展弥补了北京工业的空白,也使自己得到一个最大的市场。天津近代工业培养了我国北方第一代技术工人,这对支援北京建设也起了巨大作用。
北京最早的市政工程,许多项是由天津支援的。比如,北京最初的自来水公司,就是由周学熙入京筹办的。北京电灯公司是由天津盐业银行王绍贤等投资的。天津李善人于年开始在北京西郊办斋堂煤矿,直到年才停办。年修建北京图书馆,由天津复建公司承造,内部设备则是天津丰美机器厂承制的。年,天津成立第一个水工试验所,对北京水利建设曾进行支援。永定河官厅拦洪坝第二消力试验,芦沟桥滚水坝消力试验等,都是由天津这个水工试验所承担的。
任何一个城市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作为一个都城尤其如此。北京历史上,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系列“卫星”城镇,但与北京的密切程度和对北京影响之大,都远远不如天津。北京与天津可以说一直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形成这种关系,不仅仅是由于北京这个城市本身的特点,也和历史上全国形势有关。我国自中唐以后经济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而政治中心却在北方。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分离,要求有一条大动脉在经济上供应首都北京,这条大动脉就是大运河。天津正处在这条动脉的心脏部位,又是海运码头。没有天津这个大城市的出现,就不可能长期保证北京的首府作用。
天津这种历史作用是北京周围任何一个其他城市所不能代替的。历史上,保定、承德、张家口等城市都曾在某个时期对北京起了重要辅助作用,但其时间的长短,影响的大小,都无法和天津相比拟。对天津的这种历史地位,应给予充分的评价。至于天津在军事上对北京的拱卫作用,更是众所周知了。#天津头条#